【逃犯條例】訪張炳良：與年輕人溝通　談什麼？談何容易！

《逃犯條例》修訂的風波仍然熾熱，尤其是年輕人一再展現韌力，迫使特首林鄭月娥在上周二（7月9日）出席行政會議前向傳媒表示，會聚焦回應年輕人的訴求。所謂年輕人問題，早已不是初次被提及，就如林鄭提出要改組的青年發展委員會，便一再被批評「離地」—成員中官二代、富二代的充斥，在許多人眼中不過是一再反映現時社會的不平等，以及所謂聆聽年輕人聲音的虛偽。林鄭視作對話目標的大學學生領袖，亦表明現時沒有溝通的基礎。到底溝通之難難在何處？身段、包袱以外所反映的深層次矛盾又要如何疏解？

「我們大家都年輕過，我們大家都激進過、激情過，所以能夠理解他們的一些心情。」民主黨出身的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這樣作開場白。可能正正因為自己也曾經走上街頭，張炳良口中的理解似乎比林鄭月娥等一眾政府官員的強硬作風稍稍容易使人受落。亦可能是由於本身的社會學訓練，張炳良不斷強調「context（脈絡）」：「我是年輕人的時候，我成長的環境、際遇跟今天可能很不同。當年我們受的限制，可能今天他們沒有，但當年我們所認為有的空間，可能他們今天也覺得沒有很多，所以我們（處理年輕人問題時）一定要放在他們的 context去看。」

在張炳良成長時期，香港大學是殖民地政府的主要公務員培訓所。作為當時的精英，張炳良在港大畢業後就加入了政府，先後於布政司署及廉政公署任職，後來投身社會事務並成為學者，1983年加入匯點，1994年隨匯點併入民主黨， 2004年退黨，翌年獲委任為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2012年就任運房局長。在政府、高教、政黨的工作歷程裏見證過香港社會多次重大變遷。張炳良如此形容自己對這座城市的情懷：「香港經濟起飛、社會改革的年代，就是我們這一輩人年輕的時代，所以我們覺得全部有自己的腳印在裏面，香港我有份。」

「現在的年輕人都會想，將來的香港他們是有份去塑造的，而他們心目中的香港已經跟我那一輩有一些不同了，我們要這樣理解他們。」那麼，年輕人心目中的香港是怎樣的呢？張炳良沒有直接回答，他反而會去想，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年輕人的絕望感，為何會藉着這次《逃犯條例》修訂而爆發，他相信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循環（cyclic）—政治上恐共，又不止於政治。

張炳良回想自己在大學工作時，經常安排學生到內地訪問交流，學生亦很踴躍參加，但現在搞交流、實習，學生都傾向選擇外國，內地城市不受歡迎。「現在『返大陸』是比當時大陸的條件好很多，當時『返大陸』交通又不好，搭飛機又不方便，過關又要排隊。」「現在『返大陸』，你撇開政治問題，隨便一個城市，你去廈門，去長沙，去南京，去最繁盛的購物區，你的感覺可能同到任何其他大城市一樣。那裏的人的衣着是跟香港沒有分別的，他們的消費模式，也是逛公司，吃東西，去快餐店，與香港一樣。」

「這些事不可以視為理所當然。走過這條（見證內地發展的）路的人會覺得，變了好多，他們看的是半杯水已經滿了那部份，會覺得是有東西的，是發生了好多改變。如果從一個理想境界（去看），則裏面還有一半是空的，也就是還不夠好。你可以說，年輕人裏有一部份人會着眼於空的那部份，感到失望、因而去批判。但另一部份世故的人會覺得已經一半滿，而這一半滿是我年輕的時候有份加水進去的，我有份填的。」

張炳良描述的情況，相信年輕人也看在眼裏，或者也有不少年輕人親身感受過，畢竟內地的交流計劃或許比起其他地方不受歡迎，但每年還是有不少香港年輕人參加。換言之，我們不應該太快就直接論斷討厭內地的年輕人不會「返大陸」，更該問的問題是，年輕人認識和接觸內地的途徑遠勝上一輩，為什麼當中不少人卻厭惡、甚至恐懼中國內地？

聽聽年輕人怎麼想

學生領袖說他們不能代表反修例運動，不肯單獨與林鄭會面，反建議特首上影響這場運動走向的「連登」討論區聽年輕人的聲音。我們直接把一個有幾千「正評」的連登帖子印出來，讓張炳良看看。這個帖子是這樣開始的：

老實講：我最怕見到嘅係林鄭撤回逃犯條例，然後下台

如果呢一刻林鄭出嚟宣佈撤回條例，然後喊苦喊忽咁話下台。老實講，我最怕見到嘅就係呢一幕。因為會有好多香港人認為，我地終於「爭取到成果」。民意將會轉為平靜，人氣消磨，堅持者勢孤力弱，最後嗚金收兵。

然後好多人會唔記得，我地出嚟抗爭，展現民憤嘅本意係乜。逃犯條例只係民憤嘅導火線。引線末端，構成民憤本身嘅燃料，係中國政府自1997年起，一直敵視香港人嘅政策，從政治、教育、醫療、房屋、飲食多方面滲透打壓我地，佢地雖然無用子彈去殺死香港人，但佢地用心理鬥爭嘅詭計，去令香港人一個個咁移民，一個個咁麻木變成只向錢看嘅活死人，甚至對未來絕望而自殺。

隨後，文章列舉了年輕人面對的種種「困境」：

點解我地香港人自細就要填鴨式教育，喺高壓嘅環境下渡過本應快樂嘅童年？點解我地香港人要用普通話學中文？宋詞唐詩唔係用廣東話寫嘅咩？點解我地香港人自中學起就要放棄夢想，被父母逼自己去做醫生律師呢啲「搵到錢」嘅職業？點解我地香港人上到大學，出嚟做野，就會比社會上嘅大眾以「搵錢能力」分級評價？點解我地香港人鍾意一個人，同佢結婚，要以有無樓為優先考慮條件？點解我地香港人連生個小朋友都要諗醫院有無床位，奶粉炒到幾錢？點解我地香港人生個仔出嚟，2歲就要同佢諗定點樣搵錢鋪人脈呀？點解我地香港人去超市買野會愈嚟愈貴？明明國際價格係趺（跌）緊呀！點解我地香港人想開鋪做生意，要面對個無良吸血鬼業主？點解我地香港人每朝早返工，要好似隻畜牲咁逼上車，一車車咁返工呀？點解我地香港人想去公園抖下都要比人嘈X住哂（晒）？點解我地香港人去旺角銅鑼灣，感覺好似返左大陸咁呀？點解我地香港人著黑色衫都要擔心比差佬打呀？點解我地香港人去餐廳要比最高嘅價錢，去換取最差嘅服務 / 食物質素呀？點解我地香港人老左去醫院，都要同班新移民爭床位？點解我地香港人連死，都要頭痛個墳位擺係邊，死無葬生（身）之地？歸根結底（柢），到底係咩令1997年後嘅香港人要過咁嘅人生？香港人，人均GDP係38萬港紙，高過法國、德國、英國、日本，謹（僅）次於瑞典、芬蘭小小，點解我地過唔到呢啲發達國家：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嘅生活？點解我地收入中位數得1萬5千蚊？點解我地呢班生於1997年前後嘅香港人，大部分善良正直嘅人，可能要窮一生精力、渡過刻苦乏味、麻木無（靈）魂嘅人生，最後只得蝸居一間，生子亦無法令其快樂嘅人生？呢啲深層次矛盾、因政治而產生嘅鬱結，同埋當權者與香港資本家謀取暴利壓榨人民嘅手段，一日唔消除，香港人永遠唔會有好日子過。

意識差異帶來對立？

這篇網文的講法有多大代表性，每人自有答案，不過文中揭示的「深層次矛盾」，諸如填鴨式教育、高樓價、醫療資源不足等等，確實是社會輿論長年探究的，不論張炳良還是林鄭月娥，也認同存在這些問題。只是，對問題如何產生的意識判斷上有明顯差別，導至政府和市民在如何解決問題的看法上迥然不同。就這個帖子而言，許多矛盾都指向「1997年」，張炳良明顯有保留，「填鴨式教育，我讀書的時候已經是這樣子了。」很難否認，加租的業主是香港人；繁忙時間跟我們「逼車」的是香港人；用「有無樓」來判斷結不結婚的，也是香港人。

「遊行的不止是青年，像（青年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劉鳴煒也講有些年紀大的（也去遊行），他們為什麼對內地這麼多不滿呢？這裏有很複雜的一個cyclic，不單止是政治。可以說香港人長期都很『恐共』，甚至接受不了共產黨，對於共產黨有基本的不信任、不接受，這個因素是存在的，如果沒有這個因素， 當年北京也不會有這個智慧搞『一國兩制』。」

「這些深層的東西，會藉着兩制之間的矛盾爆發，所以你會看到《基本法》23條立法時爆發。」張炳良續說：「到了殖民地後期，香港人很清楚、很理性的想要三樣最根本的東西，但香港只有兩樣。三樣東西是什麼呢？自由、民主、法治……沒有民主，起碼我還有另外兩樣東西．香港人是這樣看的。」他形容，這次反修例運動正是「怕失去一些東西」，他不諱言泛民將一些問題「講得好絕對，講到『天冧落嚟』，說什麼今次是我們最後的遊行了，之後沒有自由了。」雖然《逃犯條例》本身與限制遊行沾不上邊，但張炳良判斷「年輕人都會這樣想」，「年輕人選擇這樣理解」。

恐懼與生活壓力糾纏累積

然而這種不信任、恐懼，正正就是從每個人的生活中面對的教育、醫療、房屋、就業等種種壓力螺旋式的相互糾纏、上升累積。林鄭兩年前上台時就在說以民生為重，如今面對嚴重管治危機，又說要重新審視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卻讓人覺得毫無重量，正如她在6月15日宣布的「暫緩」修例來得太遲，現在社會上各種抗爭「遍地開花」，也不是林鄭明天說「撤回」，大家的生活就會「重回正軌」。

要溝通不止於空談或各自表述，起碼雙方要理解彼此的問題意識，弄清楚香港現時面對的問題到底是什麼。反修例運動的五大訴求，張炳良並不是通通反對，他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整個6月的多場抗爭。他亦覺得是時候面對政制問題，即使今天要跳政改這場「探戈」不比2014年輕鬆，但有寸進怎麼也比原地踏步好。不過他仍然強調用一個比較的角度看待香港的城市運作，「起碼運作如常」，警察、法院依然專業，「still one of the Asia’s finest（仍然是亞洲最好之一）」。

是不是這樣呢？很難說。反修例運動發展到這個地步，已經不單純是修例的問題，還有對警權、法治等等制度的不信任。絕望感的存在，說明在年輕人的判斷裏，香港早已不正常。而信任不是一時三刻可以重建，2014年的時候，他們不信「真普選」會「逐步出現」，2019年要重啟政改更是不知從哪裏談起，是在人大「831決定」基礎之內還是之外呢？縈繞不斷的恐懼也不是說多搞幾個交流團、一面倒叫年輕人投身大灣區發展、一面以關愛共享計劃多派幾次4,000元就可以驅散。其實，香港的年輕人也會到內地消費，也會看內地劇集；但同時他們也看到內地的負面新聞，看到內地的維權人士被打壓。一方面，年輕人對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的認同與日俱增；另一方面，他們也感受到內地的打壓和噤聲步步進逼。在這個情況下若只用「為你好」的家長式心態去推動政策，恐怕只會繼續錯判形勢。

政經民生問題連結

林鄭月娥表示對話的前提是要「沒有前提」，示威者要求的是五大訴求。正如張炳良所判斷，姿態式的和學生領袖對話不過是象徵式的，所以可以預計學生領袖拒絕對話。他同意，現時反修例運動掌握了一定潮流，但他明言，這是有「時效性」的，「等運動過了就沒有了」，而既然雙方都知道要解決深層次矛盾，那麼到底是示威者執意要「撤回」，還是林鄭執意不說「撤回」，都只不過是問題的表象。

一個沒有大台的運動不會說散就散，在6月下旬，反修例運動的網絡、動員基礎「遍地開花」，為其他地區性的遊行抗議所用，例如九龍區、屯門區的兩次遊行都成功動員一定市民上街，網民也積極推動到上水、沙田、將軍澳等不同地區的遊行抗議。當中反映的正正就是宏大的政治問題和經濟、社區日常的民生問題已經漸漸有連結，所以政改和經濟改革缺一不可。公民社會在這次運動中擺脫了無力感，又比2014年更具經驗，若林鄭月娥不再作大幅度的社會改革，特別是在土地房屋、教育、警權問題上站在市民的一方，政府的施政以及建制派在下半年的區議會選舉只會舉步維艱。

上文刊載於第17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15日）《與年輕人溝通　談甚麼？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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