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需要信託料三月出台 福利或受影響 社工：政府視為財務工具
特殊需要信託服務預計於今年三月出台，除智障人士家長批評，信託限定將來子女每月的開支不少於1.7萬元，令信託缺乏彈性，未能作長遠照顧之用，註冊社工李美賢（Anna）更擔心，機制下，政府變相視智障人士為資產的擁有者，或令這批智障人士表面上「富起來」，資產值高於綜援等資產限制，有機會令他們失去現存福利。
距離服務出台僅餘半個月，Anna及關注組成員現時希望約見勞福局官員及相關學者，希望於餘下時間能盡力爭取調低入場門檻以及釐清更多細節。
智障人士將失去現存福利？
自計劃出台後，除了首筆注資額、每月開支限額到監察制度教註冊社工李美賢（Anna）及一眾家長難以接受外（詳情可看上集：特殊需要信託欠彈性 每月焗使1.7萬 中產家長：令照顧時間變短），Anna 亦擔心政府視受益人為資產的擁有者，這或影響他們原有的福利。大律師陸偉雄稱，坊間的信託沒有劃一標準，主要按委託人的意願來處理。他舉例，委託人能指定監護人替未成年子女託管資產，而資產的擁有者則不屬於監護人及子女。
何太育有一名唐氏綜合症兒子。她於簡介會上得悉，政府所推出的特殊需要信託，則指定受益人為資產的擁有者。她反映有家長擔心這會影響兒女原有的福利。現時關愛基金、公共福利金計劃（傷殘津貼及高額傷殘津貼）均有提供經濟援助予傷殘人士，而綜援亦設有院舍照顧補助金，讓居於非資助院舍的綜援人士獲得資助。可是，既然信託的受益人於父母離世後獲得一筆金額，為何仍需要現存的福利呢？
「沒錯，他們 （受益人）的確是有筆錢；但我認為，福利制度需要尊重他們個人，他們的確不能工作，沒有收入，而父母有這筆錢並不代表他個人。」Anna說。
現實與想像相違
信託預計將於今年三月推出，由成立工作小組至今，整個計劃大約只花了兩年多時間討論，並於今年初起舉辦簡介會。Anna嘆道即使有家長在會上表達不滿，估計亦不會有太大改變。她拿出一份文件，介紹當初家長對信託的想像：
「首先是注資的金額較小，可以五千或一萬，接著是不用限定每月開支金額。另外，信託應提供個案管理系統，每年檢視受益人的財務需要或狀況；第四，希望能夠為智障朋友建立支援圈，以第三方的身份跟他們討論某些決定。」
受託人（即社署）會定期檢視受益人的財務需要或身體狀況，但至今仍沒有具體詳情。「絕大部分在社區生活的智障朋友，已離開了訓練的體系，沒有社工跟進。當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社工，此時支援圈就十分重要，他們可以是教友、社工等。因為智障朋友較難有這些圈子，我們就要主動做，直到他們能夠生活自如。」
現存制度不足
早於1996年，註冊社工Anna已跟律師及育有特殊需要子女的家長，探討法例能否妥善安排財產，以備他們離世後仍能照顧子女的生活。Anna發現無論遺囑法及監護制度均存有灰色地帶，無法讓家長「走得安樂」。
根據《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即使家長身前沒有訂下遺囑，其遺產將會按照親屬的順位平均分配，即先是配偶、接著是子女、父母；Anna則鼓勵家長按照不同兒女的需要立下遺囑，避免將來引起不必要的紛爭。可是，當智障子女繼承遺產時，他們必須親自簽署文件——「問題來了，單是他們的簽名，已經十分容易被質疑及挑戰，這個情況下或會引起更多矛盾及訴訟。」Anna說。
她解釋，即使智障人士簽署文件時意識清醒，但他們理解遺產內容的能力定必被受質疑。「我們可引導、教導他去做某些事，但他們的智力所限，對於抽象概念的理解能力的確較低。」
「只是一個財務工具。」
現時遺囑法存有盲點，智障人士無法獨自繼承遺產，Anna及一眾家長均認為，政府或銀行成立信託，由第三方管理財產能減低引起訴訟的機會。然而，現時政府擬定的特殊需要信託，卻限制受益人將來每月的開支不少於1.7萬。除了入場門檻高昂，Anna認為現時的框架並沒有從智障人士的需要出發。「撇除基層領取綜援的人，平常百姓家可能得幾十萬，或者得一層樓加數十萬現金，但現在就是不預普羅家庭。」
自2016年，勞工及福利局籌組工作小組研究信託內容，小組成員有家長、社福界、金融界代表及官員等，Anna所屬的財產管理暨監護制度關注組亦有派員出席。Anna透露工作小組的方向以金融角度出發，意味著政府需借由信託投資賺回成本甚或更多。「在他們眼中，這只是一套財務工具，如何令政府不會蝕本，所以他們希望吸納大筆資金，用以平衡開支。」
根據2018年《財政預算案》，政府計劃撥款5,000萬成立專責辦公室處理信託事務。Anna估計，由於政府難以預計參與信託的人數，現時所訂下的金額均是用以支付辦公室的開支。「但（信託）理應是社會服務，怎會用來養你班人？」Anna說。
社署回覆《香港01》指，現正就「特殊需要信託」服務向持份者及家長舉行服務簡介會，解釋「特殊需要信託」服務的內容和安排，及比較私人信託服務的運作差異。社署稱會同時聽取意見，希望進一步完善特殊信託服務的細節安排，並於完成簡介會後發布有關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