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頭嚟過】會計師出獄後難搵工 社企助更生人士重返專業領域
Johnny是一名會計師，因經濟犯罪，在獄中渡過5年時光，他形容獲釋前九個月，與剛被囚禁的日子一樣，是整個過程中最難熬的：「每天數日子，計算還有多久便重獲自由；憧憬踏出監獄的時刻，卻又擔憂就業、難以適應社會生活等問題；時間愈近，愈覺得時間流逝速度變得緩慢。」原本以為最輕鬆，充滿期盼的日子，卻教他寢食難安、輾轉反側。
搵會計、文職工作三個月杳無音訊
出冊當日，沒有電影中在監獄門口跨火盆的情節，Johnny上了送他回市區的專車，眼看監獄離自己愈來愈遠，急不及待要吃久違五年，自己喜歡的食物：「可能聽落好低能，但每個人第一時間都係諗食嘢，即使只係食麥當勞，都已經好開心。」
自由、如重生的生活，卻不代表「一天都光晒」。飯吃過了，回家安頓好，短暫休息以後，他開始找工作：「正常出來，都是想搵返份工，再慢慢去諗未來要點做。」於是聯絡福利官，同時自己上網找工作，「會計又好，文職也好，總之諗住搵返同以前相近的，做住先。」他逐一發出求職信，一封、兩封、三封、四封⋯⋯本以為在福利官幫助下，總會有面試機會，等了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音訊全無。「後來我上網看，原來福利官也只是在勞工署找，然後叫我自己發履歷過去。」他無奈道。
曾自我眨低：犯過法，人哋唔畀機會好正常
等了兩三個月仍杳無音訊，出獄的喜悅早已消逝，Johnny開始自我懷疑：「自己都會諗，犯過法，人哋唔見我都好正常，無咩資格去要求別人畀機會我；好多人話就話唔會戴有色眼鏡，但當要合作、共事時，還是會有顧慮。」做了多年會計師，出獄後卻連普通文職都找不到。他聽過有同樣是會計專業的更生人士，找工作找了兩年，只求在辦公室中工作，卻未能如願。因為外界、僱主目光，亦因為坐過監，有案底的自卑感，他已打定輸數，準備轉換工種從事自己不熟悉，亦未做過的體力勞動行業：「已經同咗部份朋友講，如果我再搵唔到工，可能要靠佢哋帶挈。」
就在Johnny打算「馬死落地行」，放棄會計老本行同時，他想起曾經到獄中探監的Thomas，與他為了幫助非體力勞動類別的更生人士而開設的「導航會計公司」，於是打電話聯絡。現在他在「導航」工作半年左右，彷彿回到往昔每天對着數字的日子，同時亦幫助其他新入職同事，順利渡過從囚籠慢慢回到常人社會的時期。
「導航」會計公司助更生人士重投社會
早在10年前，Thomas與基督教組織定時探監，過程中他發現一些囚友本來從事銀行經理、律師、上市公司高層等工作，擁有專業知識，想幫助他們以原來的專業知識重投社會。
Thomas與朋友們嘗試介紹他們到朋友管理的公司打工，卻總以失敗告終。他也曾成功轉介一位更生人士到朋友公司工作。有次他排隊等候影印，前面的女同事卻彈開九丈遠，生怕被吃掉似的。「佢地會諗好多嘢，例如自己又唔係性罪犯，點解連做個Office Boy都唔得呢？」Thomas才意識到，除了自己開公司幫助更生人士，根本別無他法，「導航」於焉成立，靠Thomas昔日儲下的人脈「接單」。
「導航」5年，曾經面臨倒閉，卻也因為Thomas對理想的執着而捱過去，幫助過10多位獲釋後不知何去何從的人。位於油麻地新填地街這市井地的「導航」，現在仍每天營業，亦開始嘗試聘用非更生人士或其他弱勢。在香港，他們亦是目前唯一專門聘請更生人士做文職工作的機構。
社協研究：七成更生人士曾在職場受案底歧視
社會上會聘請更生人士的，大多是體力勞動的工種。絕大部份幫助更生人士的社企，亦離不開Cafe、清潔、整面包等等。對於文職，甚或更專業的領域，更生人士幾無支援。即使是體力勞動工種，更生人士在私人就業市場，亦每每因背負犯罪紀錄、案底而出現就業困難。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2009年的《更生人士就業障礙研究》，訪問了78名更生人士，七成受訪者表視曾受案底歧視，方式分別為不獲聘用（59.5%）、不信任／諷刺／態度惡劣（29.8%）、撒職（12.9%）；78人中，最多人獲釋後從事運輸、倉務、保安、飲食、清潔等工作；文職、護士、保險等文職工作的就業率為0。受訪者應徵上述所有工作，均在面試時被僱主查問是否有案底。
懲教署近年以「給更生人士一個機會」為口號，希望改善更生人士的就業處境；那麼，香港政府有否給予他們機會？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吳衛東表示，他們每次詢問公務員事務局，對方都回應「有聘用更生人士」，卻從來沒有給予實際數據，他指「有聘用」的意思， 可能是現職公務員犯法，但判刑不足三個月。根據公務員守則，犯事後刑期少於三個月，則不須解僱，政府於是繼續聘用相關人士。另外，他亦指雖然約10年前，公務員申請表已刪去「申請人是否有案底」一欄，卻會在正式聘用前，對申請人進行品格審查，他曾向當局詢問何謂品格審查，局方回應「即是詢問申請人是否有案底」，變相只是從書面申報轉為當面申報的形式。這些現象，以及局方含糊回應，令他質疑政府對剛獲釋的更生人士的態度。
原本，包括犯罪記錄在內的個人資料，是受到《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保障；然而，該條例以及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發布的指引中，都沒有清晰規定僱主在處理求職申請時需保障求職者私隱，也沒有提醒僱主需訂立明確政策是否必須查問求職者的刑事紀錄。換句話說，雖然個人信息受法例保護，但僱主詢問求職者的刑事紀錄不受限制。
上述研究數據說明，Johnny遇上的困境並非特例；亦不是每位更生人士都如他一樣幸運，出獄後有機會回到昔日的崗位工作。在所謂多元的社會之下，除了社企，還有他們的立足之處嗎？犯過法，又是否能重頭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