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老新人】港男赴京都學老人政策:做義工儲點數 畀父母換服務

撰文:謝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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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當天,我們帶著岑啟灝(Matthew)到大埔拍照,有路經菜檔買餸的叔叔問:呢個係咪韓星?
身高188cm的Matthew的確有條件做其他更有趣的事,他卻對社區長者的福利問題興趣更大。兩年前,他隻身到京都攻讀碩士,研究日本老人政策,還走到老人院當上替長者餵飯沖涼擦大便的照護員。這位「護老新人」今年三月學成回港,想將日本社區安老的模式帶來香港,「不是老了,便什麼都不能做。原來社區有好多可能性,老人家自己可以做啲嘢。」

話說這位走到日本京都學老人政策的社會學系碩士生,到一間特別養護老人院(特別養護老人ホーム)應徵照護員一職。面試時,院舍說若他是以研究者身份來,一定不會聘請他,Matthew答:「我想親身透過照顧,理解老人需要什麼,(在院舍)工作的人,又面對什麼壓力與需要。」會很辛苦的?「我會試。」就這樣,他成功說服老人院聘請這位香港男生來打工,展開兩年在京都老人院的奇妙經歷。詳見上集:

Matthew說香港現在的人口老化,與日本1990年代的情況相若。(吳鍾坤攝)

日本如何應對「孤獨死」?
 
岑啟灝(Matthew)今年三月畢業回港,帶著一份用日文寫成的碩士畢業論文回來,還有「照護員」與「康樂照護員」兩個護老證書。他亦開了面書專頁「京都.耆學帖」,分享有關日本老人政策的文章。
 
「孤獨死」是近年日本很觸目的老人問題,甚至有老人死後化為白骨才被發現,傳媒不斷報道最後逼使政府開始調查及支援被社會孤立的長者。Matthew隨立命館大學的小川榮二教授研究日本長者福祉,亦選擇「孤獨死」這題材,他想了解日本如何透過長者的義工服務預防「孤獨死」,做義工對長者的生理及社交生活有何幫助。
 
「日本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後,大力發展義工服務,雖然義工歷史不及香港長,但因天然災害多,市民的義工意識更強,地區團體也愈來愈多。」當時Matthew親身參加了日本一個具規模的義工組織NALC(NIPPON ACTIVE LIFE CLUB,ニッポン・アクティブライフ・クラブ)做義工,這組織在日本有二十年歷史,全國有三萬名會員,有一套完善的系統去管理義工服務。任何會員做義工,可以時分券的形式「儲點數」換服務,點數更可跨縣轉贈,例如在城市打工的年輕人,幫附近的老人購物、打掃或傾談,一小時儲一分,他們便可以將點數轉到居於鄉下父母的「戶口」,孝敬他們換社區服務。也有中、老年人趁有氣力時候「以老護老」,為更老的長輩服務,儲下的點數便留待自己將來更老時使用。

做義工換點數 

這種概念,日本稱為「有償義工」(有償ボランティア,Stipend Volunteering)。Matthew覺得整個理念「好正」。「老人家到60、70歲仍在做義工,不是行行企企,而是趁健康時幫其他長輩做家務、煮飯、購物、陪診,到他們老了便可換服務,不用依賴政府。這種思維,是我在日本領略到最重要的事。」
 
他做義工時認識許多京都老人,更與一位69歲的叔叔特別投契,Matthew有時教他用電腦,有時幫叔叔搞的義工活動做宣傳海報,而會駕車的叔叔則替他搬屋,「我常跟他說不好意思,他說不用,『我是你日本的爸爸』,感動到喊。」現在他們仍有用LINE聯絡,「都是我教他用的。」

Matthew在日本也有做義工,協助行動不便的長者,帶狗仔散步。(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送貨員兼探訪老人:社區護老
 
Matthew在京都留學時,居於金閣寺附近,有時在社區會見到一個叫「生協」的貨車出入,那是一個叫「生活協同組合」(簡稱「生協」)的民間組織,專門替不便外出購物的長者送貨——老人家經電話或上網購物,與宅配不同的是送貨員會兼任「探訪員」,會與老人傾談問候近況、身體有沒有不適等等。
 
他形容這是一種「民間自救」、社區分擔護老需要的模式。日本的介護保險制度雖然提供安老保險,但近年政府面對赤字,財政緊縮亦令介護保險福利開始縮減,「例如以前只付200元看醫生,現在自費的比率開始增加。2015年之前,『要介護』的五個服務級別都有補助,但現在『要支援』一至二級的服務內容卻大縮水,這是將波踢返社區,民間有好大反對聲音。」

日本財赤減福利 民間自救
 
Matthew說,外國人看日本的安老政策或感羡慕,但近年財赤壓力下,許多長者福利遭削減,在日本國內惹來不少批評,「但當他們和香港比較,就會發現原來自己咁好。香港真係乜都冇。」日本推行介護保險制度近20年,漏洞開始呈現,日本人面對福利減少,民間自救方法愈來愈多,甚至連郵局亦想出利用強大的地區網絡,聘請職員定期上門家訪老人家,替老人拍照及傾談,然後將相片與記錄透過電郵等,傳給在城市工作的子女,「地區紮根的人,比初創團體更明白社區的需要。」

2015年「介護保險制度」改制後,「要支援」的一至二級所承包的服務內容,剔出「照護」的部份如上門打掃、煮飯、洗澡等;只有單純「予防」性質如復康服務等才會承包,這意味著服務內容大縮水。這類長者需然身體問題較輕,但仍有惡化的風險,若他們需要服務,只能以全自費的價錢,購買社區內的私人機構或者非牟利組織提供的服務。
現時日本全國的「要支援」一至二級人口約有150萬人,數目龐大,因此改制後備受批評。

夢想在港成立護老社企
 
帶著這些日本見聞,Matthew回港後正在構思成立社企,用不同的手法協助社區應對老化,例如引入日本那種義工儲分制度,推動更多街坊為老人做些義務工作。「我最初說要買飯給執紙皮婆婆,家人都會擔心。我媽媽是傷殘人士,但她見我一直做,最後自己都去接觸他們,和他們傾偈、買飯。所有嘢都未試過點知有冇用?」
 
「我相信由下而上,下面(民間)有壓力,上面先郁。我返香港後,見到年輕一代的社企或慈善團體,好多都好大膽,意念有趣,這樣很好。」Matthew說時一臉憧憬,幾年前有過的無力感,看來已離他而去。

Matthew認為,香港在未來10-20年是應對人口老化問題的關鍵,政策與服務制訂要急起直追。(吳鍾坤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