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老新人．下】愈專業愈要放下專業　社工：冀社會讓老人發聲

腦退化症予人的印象，除了忘記身邊摯親，還有一大堆莫名奇妙的行為表現。但這些長者的言行舉止，在專職從事腦退化症服務逾十多年的社工崔志文眼中，都不是「問題」。
「我不是美化件事。」他用重覆問題來舉例：「你要看病人行為背後的目的，其實是否good intention？例如重覆發問的，會否都是關心你的問題呢？」
毋須擁有超乎常人的同理心都做得到；他認為沒有「標籤」腦退化症患者才是關鍵。有本地研究估算20年後，香港的認知障礙症患者的數目將逾35萬人。香港要成為這班「腦」朋友的友善社區，是否可行？「友善」又應如何定義呢？

專職腦退化症的社工崔志文（Kenny），入行十多年來，不是在前線做服務便是讀書。他擁有3個碩士學位，先在中大攻讀社會服務管理和臨床老年學，後赴英國蘇格蘭Stirling大學深造4年腦退化學（Dementia Studies）；近年他在攻讀社會福利的博士課程，以腦退化症為研究主題——他研究過香港患上認知障礙症的長者有過早入老人院的現象，比率達6.8%；另也研究他們的主觀世界，例如：他們是如何認人的？

不要以為我們都是傻的

「原來他們的認人機制是，第一，看時間，定時定候出現的人有什麼function——穿紫色衫那些是姐姐，掃地、斟茶的；12點鐘推車出來派糖（即派藥）的唔得罪得，那些是護士；白袍的都唔可以得罪。」Kenny用的研究方法，是跟腦退化症長者傾談，愈似「九唔搭八」的他愈聽出有趣的故事來。例如入住私營老人院，家屬時會欺騙長者那一格格的床位是「買屋」，老人家是包租公包租婆，而不是住老人院。

「老人好信這件事。咁如果我買咗屋，有人入屋而唔同我講，我會覺得那是什麼人？但照顧員的角度，這是老人院的地方，她來執床，是不用通知你的。」爭執出現了，老人便被認為有妄想症、精神病，「但我覺得，在他們的世界，這個理解是很合理的。」

其實我想揀

「我在院舍常問一個問題：老人家的衣服，誰替他們穿的？有沒有讓老人家選的？有人話他們唔識揀，我話，係咪連衫都唔識揀？」未必是不會選擇喜好，而是失語令他們表達不了。若不用「你想穿什麼？」這類開放式問題，而用選擇題：「你今日想著紅色定黃色？」、「你係咪想著黃色？」，患者的選擇權利便不會被剝奪。

「這些就是技巧。若你一心只想著快，著咩鬼有咩所謂？其實有所謂，老人家跟我說過，其實他們都想揀吓。」崔志文坦言，做腦退化症服務遇到的最大問題，是許多人覺得這個病不會痊癒、「供死會」，照顧得再好都是走下坡，便覺得這些長者不需要有良好的生活質素。這總讓他想到最根本的問題：我們如何定義一個人？

「一講腦退化症，好容易講記性差、性格改變、錢銀能力差、退縮、低動力……十大徵狀。這種理解與problem solving的角度，怎能令你欣賞這個人還有什麼能力？我會問：他會笑嗎？他會關心你嗎？有否一些工作是他仍做到而令你欣賞他的？」

回到老人主導

崔志文現於賽馬會耆智園的工作之一，是做腦退化症患者的個案管理，為患者的生理與心理所需，連繫全方位的資源配套，包括護理、復康或情緒支援等等。這個崗位幾近需要全能——不斷深造老人相關的一切知識，讓他感到愈是專業，愈要摒棄「專業」的屏障，回到老人主導的基本，用老人家的眼光看問題。

「老人可否出街？治療師話會跌、護士話感染、社工話唔出街情緒唔掂。若只從自己的專業出發，得個拗字。」若將主導放回長者的最大裨益（best benefit），要討論的變為外出時如何減少感染？理想時間？如何防跌？有一個人綜合各方意見、找個方法，便是case management的理念。

更極致的是有voice of dementia。崔志文說外國有Dementia Alliance International的組織，讓一班本身是專業人士的腦退化症長者發聲，評價腦退化症的服務、政策等等。「若中國人社會有這樣的組織，我好想做。好想有第一個中國人行出來，講我有腦退化症，我想點。」

他說，若有天自己患上腦退化症，他一定會走出來發聲。因為由始至終，他都深信有充足的資訊與選項，去為自己做決定（self-determination），便是生而為人（哪怕是長者與病人）最理想的生活環境；未來長者服務或腦退化症服務，應向著這個高度進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