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事】西區盂蘭勝會與猛鬼傳說

撰文：君好
有關香港在何時何地始有盂蘭勝會，至今仍未有定案，但西區無疑是文獻紀錄中較早出現有關盂蘭節的記載。一篇刊登於1856年《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的報道中，記載了當年8月香港西角（West Point）【注1】有市民慶祝一個宗教節日。有市民慶祝一個宗教節日。內文雖無明確指出是盂蘭節，但從字裡行間則可推理出來，節日的目的在於祭祀死於貧窮、悲慘、無子而未能安息的亡魂。市民在報導中的節日裡觀看神像巡遊，亦會燒衣進行奉獻，而西角的龍殿建築物內擺放著不同冥府神像，西面的戲台更請來當時南方名伶Awa-chie演戲。【注2】

一、西區盂蘭勝會的歷史與渣甸橋東邊街盂蘭勝會之成立

由此可見，十九世紀中葉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後，盂蘭風俗仍舊盛行，而且從報導內容可見當時的規模和參與人數眾多。另一則有關西區舉辦盂蘭勝會的報導在1868年香港報章《近事編錄》【注3】中記載：「本港盂蘭勝會，歷年以來各客商隨力捐助，甚為踴躍，而南北行及各店戶議於前月廿六日已繳呈矣。……青樓中以德香堂第一，……合共捐得銀一萬五千餘員……」【注4】可見盂蘭勝會在西區盛行歷史悠久，而英文報道提到使費由當地華人資助，中文報道更清楚說明除南北行【注5】的客商外，亦包括光顧「青樓」的嫖客，見盡盂蘭勝會的普遍性。

至於渣甸橋東邊街街坊盂蘭勝會（下文簡稱東邊街盂蘭勝會）的成立，據知是約於1946年。【注6】但渣甸橋是否現今山頂加列山道的歷史建築？從地理位置可見，渣甸橋與東邊街的距離甚遠，因此並無關係。事實上，渣甸橋是指渣甸橋碼頭，位於西邊街對出海旁一帶，現今已不存在。在上世紀四十年代，西營盤一帶的碼頭十分繁盛，據《香港藍皮書》所載的屋宇統計，當時西營盤有4所咕哩館，成員來自四面八方，他們聚集於維多利亞港較接近碼頭和貨倉的地方。【注7】當時香港政府規劃自上環街市對開的海旁地帶為貨物裝卸區，但對於既載貨物又載客的船隻而言，則缺乏一個上落客的碼頭，因此促成「三角碼頭」的出現。【注8】而當時附近的碼頭有渣甸橋、同安、泰興、廣德、西江等，均為和平後來港的潮州人充當苦力和買賣而聚居於碼頭。

1946年11月政府邀請英國城市規劃專家亞柏康比（Patrick Abercrombie）就香港未來五十年發展提供建議，並設計城市藍圖。亞氏估計1948年全港人口約有150萬，而西營盤為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東起自東邊街、南至第二街、西至西邊街、北達干諾道，平均每英畝有2,000人。【注9】原因是內地難民因政治理由而大規模湧入香港，包括人材和資金充裕的上海人，還有廣東省沿海一帶的潮州人等，大部分是男性。【注10】1948年《工商晚報》便報道潮人一連三天設道壇於和興西街口舉行盂蘭勝會，更指潮籍人士隆重舉行，「然其隆重熱鬧處，則為其他縣籍僑胞所不及，而同時對于祭壇道場中之祭祀品，花樣百出，五光十色之金銀衣紙等冥鏹，亦均由潮人中之善男信女中所送出者」。【注11】直到五十年代，西區三角碼頭舉辦的盂蘭勝會仍然是「港九各區街坊舉行盂蘭勝會之冠」，整日人潮擁擠。【注12】本研究對象的東邊街盂蘭勝會亦於戰後和平時期由居住於碼頭附近的潮籍苦力和倉庫商家共同創辦，每年農曆七月聚首設壇祭魂。

舉辦盂蘭勝會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日佔時期有大量華人被日軍殺害。例如1942年5月，一萬名市民被日軍拘留並押上19艘船隻送往西環，他們被推入艙底不能上船面，不幸遇上強烈颱風，但日軍竟任由船隻隨意漂流而拒絕拯救，結果釀成3000人喪命，14艘船隻沉沒，即使饒倖逃過災難亦因飢餓過度而餓死於沙灘上，沿路佈滿屍體。【注13】事實上，慘痛的傷亡事件直接或間接由日軍造成，在佔領的三年時間內常有發生，對重視盂蘭節的潮籍人士而言，盂蘭勝會有助安撫地區上的亡靈，以及對過世的親人朋友表示敬重。身為東邊街盂蘭勝會的創辦人之一的姚松秋認為拜祭可以使自己和潮籍人士生活得心安理得。他說：「有個…泊『渣甸』船架嘛，啲日本仔喺度打…整死好多人。咁呀好似有啲朋友呢就嚟…整死咗之後就嚟報夢，話即係可以咁講，有人死咗報我夢，咁我咪去拜佢囉，咁樣呀嘛。有啲真係好靈。報夢，人哋一夢到就拜，一夢到就拜。咁呀夾埋吖嘛，叫做拜起囉。」【注14】

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指出宗教是一種集體表徵（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而宗教儀式會激發和維繫一個群體。群體的成員會因宗教儀式而凝聚起來，而且情緒亦因此而高漲，形成一種亢奮狀態（collective effervescence）。各成員以宗教的活動為中心，共享同一道德情感。【注15】人類學家王福斯（Stephan Feuchtwang）認為：「就漢人民間信仰而論，我們不需要去預設超自然是否真實存在，也不需要去預設宗教力量是否來自於某種投射性的結果，我們就可以說明宗教信仰力量的來源。」【注16】根據這個觀點來看，「報夢」的傳說是否屬實並非重要，重要是盂蘭勝會這個表徵本身就是力量，透過戰後的盂蘭勝會可以增加三角碼頭一帶潮州人的凝聚力。

二、早期渣甸橋東邊街盂蘭勝會舉辦地點及其文化意義

東邊街盂蘭勝會有一段時間在海旁舉行，而促使盂蘭勝會每年均定期舉行的原因是東邊街流傳廣泛的猛鬼傳說。從德善堂的劉啟堅師傅曾訴說過一個故事：在1951年接辦該盂蘭勝會後的一晚，他在經棚睡覺時聽到棚外有人聲，遂知撥開帳幕卻見到場內兩邊排滿黑壓壓的人身，只見有頭有身而不見面貌，自此就確認了東邊街一帶陰氣極重。另一個靈異事件是由當時會長四叔所講，話說在1953年社會不景氣，於是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決定減少訂購衣紙，遂知幾過月後七號警署突然派人找四叔，說某個晚上有四人到警署報案，指明當年盂蘭勝會的金銀衣紙只許增、不許減。當日的坐堂幫辦只打發四人，後來無故摔跤又信邪，則派人找四叔。四叔問及四人模樣，則記起日本轟炸港島時，其中四名被炸死的街坊正是幫辦所描述的樣貌，最後敦促佛堂補訂衣紙，不敢輕易削減紙紮。【注17】這些傳說對現代人而言是無稽或迷信，但放在地方人士的敘事話語中，則形成一個固有的價值觀念，通過宗教儀式表達出來，為每年舉辦盂蘭勝會提供合理的基礎。

肇事地點正是東邊街街角，而旁邊的第一街口至皇后大道西街口的小販攤檔林立。當日下午，一輛英軍軍車突然失控，在斜坡向下滑，先撞向一生果檔，在場一名孕婦即被撞至重傷；司機向東轉軚，避免軍車直接衝入檔口，怎料向另一處的白粥檔撞去，多名途人紛紛閃避，當中不少被沸粥燙傷；司機再次轉車軚，軍車遂「之」字型衝向另一邊的織補檔，當時在檔口工作的李湛即場被軍車壓死。事件造成一死十傷，孕婦送院後九個月的嬰兒被救但母親傷重不治；死者李湛更遺下妻兒子女八人。【注21】為安撫意外死亡的鬼魂，盂蘭勝會成為他們每年必須舉辦的活動之一。西營盤東邊街為一大斜坡，時常發生車輛失控事件，結果1958年西區街坊福利會開會，建議華民政務司改善區內的交通問題，當中一條有關禁止東邊街的車輛行駛。【注22】港九新界潮僑盂蘭聯誼總會有限公司的成員郭子樂亦有出席該會議，反映盂蘭勝會與東邊街意外的關係，而且在碼頭對面的路面人多車多，意外亦有發生，直至七十年代，仍發生過巴士在三角碼頭輾斃途人的事件。【注23】誠然，超渡亡靈是東邊街盂蘭勝會舉辦之由，信守節日儀式能夠安撫地方鬼魂，更重要是保祐他們的生活免受騷擾。

除東邊街的車禍事件外，旁邊的危樓亦為當地居民憂心。由於樓宇過舊，不少騎樓出現倒塌情況，1956年4月就有兩棟舊樓的騎樓傾塌，貨車司機不及逃避而被磚頭打至頭破血流，街上一時沙塵四起；同年5月，又有另一危樓之騎樓倒塌，響聲一時驚動市民。【注24】這些關於社區的事件，在潮籍人士當中往往通過說故事的方式由老一輩傳給下一代，使他們決意延續盂蘭勝會的心態在少年時代已經建立。當然，事故跟舉辦盂蘭勝會並無必然關係，但當地人士的信仰活動、風俗和儀式所產生的共同文化要素，肯定在他們思想上刻有重要的印記。另一方面，碼頭是苦力聚集的地方，意外發生亦會使他們工作上的不如意。例如1971年就有運牛躉船在三角碼頭意外翻側，八十七頭牛全部墜海，其中三十四頭飲飽海水而溺死，警方出動十一艘輪船協助拯救，場面極為壯觀。【注25】至於在碼頭工作的苦力，由於嚴重缺乏安全措施，苦力在搬運重物上落船容易發生意外。1966年7月就有一苦力不慎墜海，消防局派蛙人下海搜索終無發現。【注26】而1975年西區正在進行填海工作之際，則發現海上有一男浮屍，身穿藍色牛仔褲和皮膚黝黑，疑是一名苦力失足墜海。【注27】因此，早期盂蘭勝會與舉辦地點有密切關係，可視為構成社區盂蘭文化，維持著族群之間的傳統，有助他們安心生活。這同時構成社區人士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因為東邊街盂蘭勝會的舉辦，已經成為了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也構成屬於他們群體之間獨特的地區文化。

三、西區盂蘭勝會的場地轉變

戰後早期的盂蘭勝會在街道或空地舉行，舉辦理由與空間形成不可分割的關係，但隨著社會發展，原本居住在同一地區的市民或搬遷到其他市區，部分鄉里仍然選擇舉辦盂蘭勝會。例如潮州南安堂福利協進會的陳成聲戰後在筲箕灣居住，七十年代南安坊清拆後遷到油塘的公共屋邨，每年仍堅持與核心成員回筲箕灣舉辦盂蘭勝會，原因是可以與舊鄉里團聚，大家聊天或作娛樂活動。【注28】我們可以知道盂蘭勝會能夠建立當地居民的歸屬感，亦因為資源增加，勝會的規模擴大、儀式更趨繁複，各社團為因應舉辦場地能夠方便坊眾，所以市政事務署轄下的球場或屋邨空地，遂成為他們申請的目標。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製造業高速發展，依賴有大量穩定而可靠的勞動力，據估計人口達400萬。政府除有意發展新市鎮外，已發展地區則進行填海工程以增加土地供應。西區為配合社會發展，在七十年代中後期展開填海工程，擴闊干諾道西以北一帶，原先的三角碼頭在填海工程展開前已被拆卸。從1988年政務處公布有關發展情況，原先三角碼頭的地方規劃成污水處理廠（見下圖11）；至於渣甸橋碼頭位置則規劃為室內運動場、公園、巴士站等（見下圖4、6、7）。

港府原本打算在西區填海工程完成後，預留部分土地作貨物裝卸區，但建議遭區議員強烈反對，認為該地使用量不大。【注29】現時上址改建成行車天橋，無法想像昔日戰後的碼頭景象。其後1993年展開西區海底隧道的工程，於1997年4月通車，作為本港第一條雙管三線雙程過海行車隧道，連接西九龍填海區南端與港島區西營盤。【注30】城市的現代化發展迫使碼頭拆卸，然而空間的消失並不能把西區盂蘭勝會泯滅，他們搬到東邊街的英皇佐治五世公園【注31】繼續舉行。從地理位置來看，佐治五世公園更貼近東邊街，而且前方有贊育醫院，後方有當地街坊稱為「高街鬼屋」的前精神病院，故此舉辦勝會的合理性依然存在。事實上，佐治五世公園本身就存有自身的傳說：據說日治期間街頭有很多人餓死，日軍每隔二至三日便會清理一次，把死屍用手推車或黑箱車搬走，鄭開婆婆也曾看見日本人將死屍擲上豬肉車運走，但對屍體如何處理則沒有人知道。【注32】居住在西營盤的劉鳳嬋誠言：「倒落個氹囉，呀唔著衫唔著盛架，好似一隻…一隻燒豬…一隻豬肉咁呀倒落嗰個…家下花園打波場嗰度架。」【注33】佐治五世公園在日佔時期是一個亂葬崗，受訪者曾目擊日本軍人把死屍運到公園埋葬。當時還是童年的受訪者周鳳瓊亦有聽過同樣的故事，提到戰後夜晚公園不時「成班啲鬼呀，喺上便嗰度操落嚟呀咁。」令她心驚膽顫，很少晚上到公園。【注34】因此，佐治五世公園的歷史跟鬼魂的關係構成了西區盂蘭勝會舉行地點的重要組成部分，展示出他們對舉辦盂蘭勝會中空間觀念的流動性和合理性。

四、重構盂蘭勝會合理性的方法

到了七十年代，舉辦盂蘭勝會面臨各種挑戰，除政府在公文上對租借場地和牌照申請的限制外，因社會變遷而引致居民投訴亦是盂蘭勝會步向式微的重要原因，至於各組織以如何應對問題？盂蘭勝會組織的回應辦法並非宣揚勝會目的於孝順祖先，而是透過建構靈異事件帶出勝會的重要性。

五、小結

1987年香港電影《猛鬼差館》【注40】的開場就有一個和尚對七號警署的警察說，七天之後的盂蘭節，要避免在零時穿紅衣，否則會遇到鬼魂。警察初時不以為然，直至囚犯變成屍才醒覺，展開一場人鬼大戰。電影故事情節固然是虛構，但最好的電影能夠引起觀眾共鳴，題材上就要借助為人熟悉的橋段和內容。不難發現，此電影與1953年七號警署「撞鬼」事件有共同之處，反映出八十年代香港人對過去西區的歷史不乏跟鬼魂和盂蘭節有關。時至今日，盂蘭勝會逐漸式微，即使歷史長久也敵不過時代巨輪，卻見證香港戰後社會歷史的變遷。

【注1】西角在1845年的英文香港地圖中位於現時皇后大道和薄扶林道交界對出的西區警署位置，報導所指應是現今中西區西營盤附近。參考Lieut. Collision R. E, The Ordinance Map of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1845.
【注2】原文為英文，筆者據內容作中文翻譯。見周樹佳，《鬼月鈎沉：中元，盂蘭，餓鬼節》（香港：中華書局，2015），頁28-31。
【注3】《近事編錄》由澳門土生葡人羅郎也（Delfino Noronha）於1864年出版，逢星期一、三、五發刊，據於1883年年底停刊，詳參蕭永宏，〈《香港近事編錄》史事探微—兼及王韜早期的報業活動〉，載《歷史研究》，2006年第1期，頁180-183；梁紹傑，明柔佑，〈《香港近事編錄》史事辨正〉，載施仲謀主編，《百川匯海—文史譯新探》（香港：中華書局，2013），頁167-179。
【注4】原載《近事編錄》，轉載《上海新報》新95號，1868年9月8日。參考楊文信，黃毓棟，《香江舊聞：十九世紀香港人的生活點滴》（香港：中華書局，2014），頁35-36。
【注5】南北行是指香港昔日的一種商行，多由潮州人幫商人擔任。潮商直接營運或間接通過行商把中國東北和華北的產品運到香港，再轉運至南洋諸埠出售；然後又把中國南方和南洋的貨物轉運到華北和東北地區，因當時集中於文咸東、西街和永樂街一帶，統稱「南北行」。詳參陳煥溪，《潮人在香港》（香港：公元出版社，2006），第二章，頁20-28。
【注6】參考周樹佳，《鬼月鈎沉：中元，盂蘭，餓鬼節》（香港：中華書局，2015），頁264。作者根據訪問東邊街華生行鄭老先生得知。
【注7】姚穎嘉，《群力勝天—戰前香港碼頭苦力與華人社區的管治》（香港：三聯書局，2015），頁26-27。
【注8】「三角碼頭」原名為永樂碼頭，但因碼頭門樓上寫的全是英文，苦力卻不懂英文，則根據碼頭位於干諾道中、干諾道西及德輔道西三條馬路的三角地帶，故此稱為「三角碼頭」。見《中西區星報》，1993年7月1日，頁22。
【注9】Plan to Accompany Sir Patrick Abercrombie’s Report on Hong Kong Density of Population, Hong Kong Government 1948. 載何佩然，《地換山移：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頁137。
【注10】1950年《香港年鑑》記載香港人口的變化，和平後香港人口激增，中國人佔比例最多，見《香港年鑑》（香港：華僑日報有限公司，1950），冊3，（人口），頁29-30。參考附錄一。
【注11】《工商晚報》，1948年8月29日，頁4。《大公報》報道為「三角碼頭街坊盂蘭勝會」，見《大公報》，1948年8月30日，頁1：4。
【注12】《香港工商日報》，1951年8 月21日，頁5。
【注13】《工商日報》，1947年1月14日，頁1：4。
【注14】香港口述歷史檔案，〈姚松秋訪問〉，檔案編號：131。
【注15】涂爾幹著，芮傳明、趙學元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臺北：桂冠出版社，1994），頁44-49。轉載於陳康言，〈消失村落的重聚—香港薄扶林道西國大王的盂蘭勝會〉，載《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2016.1.15（第八十二期），頁25。
【注16】Feuchtwang, Stephan, 2011. “Afterword: Re-writing culture in Taiwan,” in Shih, Fang-Long, eds., Re-Writing Culture in Taiwan. Asia's Transformations. London: Routledge, pp. 8-18. 轉載於丁仁傑，《重訪保安村：漢人民間信仰的社會學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70。
【注17】周樹佳，《鬼月鈎沉：中元，盂蘭，餓鬼節》，頁265-267。
【注18】《香港工商日報》，1961年9月16日，頁5。
【注19】《華僑日報》，1968年10月23日，頁2：3。
【注20】《工商晚報》，1957年4月8日，頁4。
【注21】《香港工商日報》，1950年7月18日，頁5；《華僑日報》，1950年7月18，頁2：1；《大公報》，1950年7月20日，頁4。
【注22】《華僑日報》，1958年4月24日，頁3：4。
【注23】《華僑日報》，1972年6月29日，頁3：1。
【注24】《工商晚報》，1956年4月25日，頁8；《華僑日報》，1956年5月23日，頁2：1。
【注25】《華僑日報》，1971年1月21日，頁1：4。
【注26】《香港工商日報》，1966年7月19日，頁5。
【注27】《華僑日報》，1975年8月7日，頁2：4。
【注28】香港口述歷史檔案，〈陳成聲訪問〉，檔案編號：146。
【注29】《中西區星報》，1993年7月1日，頁22。
【注30】隧道每日行車流量最高達十八萬架次。詳參何佩然，《城傳立新：香港城市規劃發展史，1841-2015》（香港：中華書局，2016），頁251-252。
【注31】1843年建成為海員醫院，1848年改為公立國家醫院。1936年政府決定將國家醫院的花園改作佐治五世公園，惟一直未能完成，直至1953年批出球場和兒童遊樂場的公會圖則。1954年4月5日，由港督葛量洪揭幕。見鄭寶鴻，《百年香港慶典盛事》（香港：經緯文化，2014），頁151。
【注32】梁炳華，《香港中西區地方掌故》，頁179。
【注33】香港口述歷史檔案，〈劉鳳嬋訪問〉。
【注34】香港口述歷史檔案，〈周鳳瓊訪問〉。
【注35】《大公報》，1984年8月25日，頁4；《華僑日報》，1984年8月25日，頁1：1；《香港工商日報》，1984年8月25日，頁1；《工商晚報》，1984年8月26日，頁1。
【注36】《工商晚報》，1984年8月28日，頁1。
【注37】周樹佳，《鬼月鈎沉：中元，盂蘭，餓鬼節》，頁267-269。
【注38】〈告別盂蘭：渣甸橋東邊街街坊盂蘭勝會2014〉，載《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2016年8月3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Z4OWgzVgZo。
【注39】香港口述歷史檔案，〈姚松秋訪問〉。
【注40】劉鎮偉和王家衛執導，由張學友、許冠英、樓南光等人主演。

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建構盂蘭勝會的合理性：以西區為中心」。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如欲投稿歡迎電郵至history@hk0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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