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傭媽媽．二】打消拋棄念頭　兒子成了希望：想當個堅強的媽媽

Irene 18歲時結婚生子，老公用割禾的刀斬她，她離開家鄉後到香港打工，幫別的女人照顧小朋友；28歲的時候她談戀愛，生下第二個兒子，一個人帶着嬰孩入住劏房，有一晚隔壁屋火燭，她抱住半歲大的Jawad跑出屋外，坐在街上。那晚Jawad睡得香甜，她沒有睡，看着那屋一直飄出熏黑嗆喉的煙霧——她是怎樣走到這國這街，她到底成為了一個怎樣的人？
攝影：高仲明
（此為外傭媽媽系列之二）

上集：【外傭媽媽】逃離家暴、貧窮的移民工 丈夫「不停說要殺死我」

我想過把兒子交託領養

她展示老公施暴的傷口並請記者趨前輕撫時，Jawad皺起眉頭，突然攬住母親插話：「別碰她。」 Irene破涕為笑說：「我哭時他也會哭，他有顆溫柔的心。」Jawad拍着小皮球。他每晚都攬住媽媽要聽故事，累了就攬住她睡覺。Jawad跟男朋友姓，遺傳了爸爸的大眼睛和深輪廓，也常夢囈。但他腦海中全無父親的記憶。「你喜歡香港嗎？」「不要，我要留在這裏。有媽咪，朋友和幼稚園。」他說。媽媽在隔籬喊：「這裏就是香港啊。」

Irene懷孕後，搬出來跟一些巴基斯坦人和印尼人分租簡陋劏房，肚皮一天天脹大。當時她跟男友分手六個月，她不知該怎樣照顧他，所以簽了領養初步聲明書，想將孩子交託給別的好家庭。平常的一天，她安靜地躺着，直到劇痛。那天Jawad在醫院順產出生，她看到剛出生的嬰兒很小、臉很白，她想把他養育成誠實的人，不會打女人的人，更像是養育一個期盼，一個長大後會照顧她，不再背叛她的生命。那一刻彷彿撫順她過往所有，她緊抱住嬰兒大喊：「No No No No No......」最後打消了交予領養的念頭。

一個已婚婦人，在外地與其他男人誕下孩子，要有心理準備會遭受同鄉白眼。但她說：「我看到孩子那一眼就覺得一切都不痛，就決定要照顧他，到現在我沒想過放棄他，如果沒有他，我才會後悔。」她沒有再談戀愛，也不再需要丈夫或男友。「多英俊的男人也沒意思，誰比我這兒子英俊？我不會再愛其他人，只有母子的愛是真的。」如果能回到過去，她斬釘截鐵說希望沒有遇過孩子的爸爸。但沒有那男人也不會遇上Jawad，生命從來不能只挑好的，她幽幽地說：「對，所以我又能怎樣呢？不能回去，過去了，現在不痛就好。」

我想做一個堅強的媽媽

養一個新生命要錢，但她沒法再做外傭，法例規定與僱主解約後要在14日內找到新僱主，否則工作簽證過期，就要返回原居地。「我已經試過，但找不到。」她重複這句三次。「而且找新僱主中介會再收錢，每月3,000元，連續七個月，有錢幫你搵，沒錢就沒。」

後來她提出免遣返聲請。18歲以下的免遣返聲請者申請就學，教育局會按情況安排就讀中小學，書簿車船費可向學生資助處申領。她帶着Jawad去幼稚園叩門，把學校通告、費用單據整齊地放在手袋裏面一個文件夾。

外傭子女的權利
外傭的子女在港出生，不代表必定獲任何權利。他們須符合基本法第24條的六項條件其中一項，如父親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才會隨父親擁有永久居留身份。當外傭為子女提出免遣返聲請，兒童可向教育局申請入讀中小學，醫院管理局或社會福利署會按情況減免聲請者的醫療費用。有些母親不知就裏，延至兒子七歲才送他入學。

免遣返聲請者在等待期間不能工作，每月向ISS領取人道援助。她形容自己和兒子在香港是乞丐，她攤開雙手說：「難道不是嗎？」這筆錢限制不能買酒買藥，她很同意，如果可以的話她的朋友一定花錢去買酒買煙。她覺得為了兒子要節制自己生活。「我們不是來享受，（援助金）只是用來過活。」有些人鋌而走險，在餐廳打黑工、賣毒品，Irene不敢冒險，她見過朋友打黑工坐監十個月，「我要是被拉怎麼辦？兒子由誰照顧？」

有些朋友會去「排隊」幫不認識的華籍男人買演唱會票，即是俗稱的「黃牛」，一日收400元。有些女人選擇在酒吧區賣身賺錢，她沒意見，只說自己不想為了錢走上懸崖，人離鄉賤，怕仰望得愈高、摔得愈傷。但不這樣做不等於她覺得自己高尚，她問朋友借錢，她以自己方式生存。「我是他的母親，我想做一個堅強的媽媽。」

去與留

在Irene面前有兩條路：去或者留。留下的話兩母子很安全，但只能一直接受援助，兒子的未來不明。外籍傭工所生孩子在香港未必有國籍身份（除非父親為香港永久性居民），18歲中學畢業後不能工作，幾乎無望升讀大學。Jawad在咖啡灣沙上堆城堡，拿起沙子追麻雀，又嚷着要食雪條。這些他都不知道，海水湧到腳邊，他只知道向岸上跑。回國的話，她可以合法工作，但要面對性別不平等帶來的種種危險。例如Irene難以回去家鄉，是因為家鄉村落視婚外生子的單親媽媽為壞女人、甚至妓女，在職場每每受性騷擾或歧視。「兒子也會被很多人白眼。」甚至未必有國籍身份。更令她害怕的是丈夫，「他一定會很生氣。」

這意味Irene必須去另一個城鎮重新生活。「有些組織常說你回國就有人幫忙。都是大話。有朋友回去後，父母不接受她的婚外孩子，她睡在橋底，最後孩子給人領養，她轉去新加坡打工。」她冷冷地說，在家鄉連被老公打，報警都要給對方車馬費。國內貪污問題令很多像Irene的女人無法預計自己回去的下場。「回去家鄉沒錢沒人幫忙。當我有些錢，兒子大點，我可以回國送他讀伊斯蘭小學，學校照顧他食宿，我出外工作。」

她記掛家鄉的山和海。「我想回去媽媽的家鄉，」 Jawad插嘴說，「那裏有很多東西玩，有波子和彈珠，我會把很多彈珠丟出去！」Irene笑得眼沿擠出淚：「他已經在想怎樣玩！所以我不能跟這孩子談生命啊。」她汗流浹背地拖拉兒子上車，把紅色小書包墊在他背後哄他睡。生命這般難以預計，「但也是我的命，我接受了」她說。

在香港她不是安分守己的外傭，在家鄉她不是安分守己的女人，對她來說這個「己」字就只是一顆一直下墜，從未覓得一處停留的彈珠。她從未得分。

除了Irene，還有一些外傭媽媽生活在香港，她們為何害怕回國？回國的下場將會怎樣？
詳看下集：【外傭媽媽】出國打工的女性悲歌 懷胎回國不易甚至無家可歸。

（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受訪外傭、尋求庇護者及其子女名字均為化名，細節稍經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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