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攝同志母親、走出家暴陰霾　女導演自拍紀錄片修復成長傷痛

成為女兒、成為同志、成為母親，都是先作為一個女性之後的選擇。侯孝賢監製、黃惠偵導演的自傳式紀錄片《日常對話》，是導演一場梳理家族記憶和檢視女性生命的過程。
當導演把鏡頭對準女同志母親，母女之間的對話沉重得不似日常。她們像翻土般，付出汗水和淚水，翻出自己心底對這個家的傷痛記憶，種下溝通、和解的可能。黃惠偵38歲。她是導演，一個5歲女兒的母親，也是一個女同志的女兒。因為拍這部紀錄片，她意外從母親的女友們聽到自己不一樣的身世：「她們都說，當時母親把我和我妹妹，說成是領養回來的。」

受傳統束縛　下嫁男人的女同志

黃惠偵的母親60年代出生身於台灣中南部的農村。農村男尊女卑的意識根深柢固，但她母親小時候就知道自己喜歡女人，不喜歡男人。黃惠偵猜母親的哥哥，即她的舅父應該知道這件事，而多年後導演將鏡頭對準他。他卻沉默良久，吐出一句「我不知道」。

活在農村的女性，成年後必須嫁人。嫁女猶如撥出去的水，女兒不能代表宗族掃墓祭祖，家族的墓碑上也不會有女性的名字。

「農村的傳統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當男女到了一定歲數還沒結婚，鄉里間就有閒言閒語。這份壓力整個家族都要抵受。其實她是個挺傳統的人，雖然覺得結婚沒好結果，卻要求我和妹妹都要找個好歸宿。再者，她和當年的女友吵架，結果各自賭氣去嫁人。聽她說，彼此的婚姻都不順遂。」黃惠偵說。

「如果時間能倒轉，妳能再重新選擇一次，妳還會結婚嗎？」女兒問。
「不會。」母親斬釘截鐵。「我要自己一個人比較好過。」

婚姻不幸釀家庭傷痛

黃惠偵和母親最大的心事，便是源於這段失敗的婚姻。在她母親的人生中，丈夫是最大的惡。黃惠偵的童年被一個愛賭、愛打老婆的暴躁父親所摧毀。母親曾向親戚求助，黃惠偵的舅父甚至隔住電話筒叫嚷，要打死她的父親。但是另一邊廂，鄉下的男人們覺得，她的母親遭遇家暴無可奈何，必須逆來順受。

在1999年台灣為防止家庭暴力立法之前，不管女性還是女同志，都共同面對一個缺乏支援和輔導的社會。

「嫁得差也要嫁。以前離婚不比現在容易，而且鄉下人覺得生女兒是賠錢貨，嫁出去後有歸宿，死後有人好安排後事。」黃惠偵小時候也一度以為，女人生下來就要給男人打。甚至父親和她同床睡覺時，曾要求她用手摸他的陽具。

黃惠偵10歲那年，母親忍受不住丈夫的虐待，帶兩個女兒逃離這個本身就不情不願地組成的家。此後餘生，母女各懷心事。猶如一種僵硬的關係，柔軟光亮的事物未曾照進這對母女之中。她小時候就知道母親喜歡女人，經常目睹母親和女伴出入家中。女伴也照顧過她，黃惠偵一律稱呼她們作「姨姨」。她更看到，母親面對女伴的神色，比面對自己時更開心、更溫柔。

母女開展對話之前，兩人的交流僅限於「今天晚飯吃甚麼？」之類的問答。相處的時間集中在餐桌兩端。平日較早起床的母親，逕自到廚房煮早餐。將飯菜放到桌上，自己一個人吃完，換上長褲和短袖襯衣外出大半天。一頭短髮使她看上去，像個沉默寡言的父親。小區公園是她的世界，因為她的女伴都在這裏。打牌、抽煙時彼此嬉笑推揉。傍晚回家的時候，她買回晚飯的食材。除了打招呼外，兩人沒有太多深入交流。

「是不是母親打從一開始就討厭我？」她一度以為，自己是個不應被生下來的女兒。

社會底層出身　從事葬儀遇歧視

黃惠偵20歲時遇見導演楊力州。楊力州為公共電視台拍攝紀錄片，探討時下年輕人議題，黃惠偵是他鏡頭下的其中一人。因母親帶她離家出走，沒有戶籍，小三後輟學至今，令她自認是社會底層。當年母親當法師維生，她幫忙「跳牽亡陣」（台灣民間葬儀），為每家喪事唱歌和表演。而台灣從事牽亡陣頭儀式的年輕人多數失學，往往被視為邊緣青年，「覺得我們會吸毒、打架。」

黃惠偵說，旁人的目光令她很難受。她怨懟自己出身，也怨母親不照顧自己。「家庭破碎、母親是女同志、從事被歧視的行業。成長過程中實在有許多標籤。不過，楊力洲拍我的時候，其實挺顛覆我對電影的既有看法──原來只需一部手提攝錄機，不用片廠，不用巨型攝影機。我開始想，為什麼我自己不拍一部紀錄片，為自己發聲，宣洩一下？」

從自費9萬元台幣買手提攝錄機開始，她拍下妹妹的女兒對祖母的童言童語：「我覺得她是男人，因為她從來不穿裙子」、拍下妹妹跳牽亡陣的情景、母親吸煙的畫面。充其量只是家庭錄像，適逢台灣90年代末興起「社區大學」，她去蘆洲社大學習拍紀錄片。在那裏，她了解到何謂社會結構、性別意識。

導師曾召集婦女學員圍坐一起，傾吐各自生命經驗。從私密走向公共，即使出身地區不同，面對社會上的歧見，眾人的心事並非獨立生成，而是具社會脈絡。這個紀錄片班深化了她的創作意圖。「我的憤怒並非源於自己，而是社會上其他人的標籤本身。」

女兒出生成拍攝契機

黃惠偵很健談。有時說話給小女兒打斷，她應付女兒後繼續訴說自身。她到香港出席《日常對話》放映，小女兒有隨行。女兒那句打斷訪談過程的開場白：「媽媽對不起，我要──」，既是女兒有禮貌的請求，也呼喚黃惠偵的母親身份。

2012至2014年黃惠偵全職照顧女兒期間，她思考年青時拍下的家庭錄像，打想將其補全為完整的紀錄片，用對話梳理自己和母親的關係。思考在性取向、家庭倫理、社會價值觀底下，女性的生命是怎樣。

「當了母親，人生位置變換，令我更想了解母親的想法，對母親的責任也多了份諒解。」小女兒的出生，見證黃惠偵年紀漸長，母親更邁入60歲。孫女活潑可愛，母親頗喜歡她，這段僵硬的母女關係終於軟化。她暗下決心，不要和母親當永遠的陌生人。

保有自己的空間

她拍下母親回鄉探親、祭祖，打掃祖屋。又走訪母親一眾情人，了解她不曾在女兒面前展露的情深模樣，甚至得知母親向他人託辭女兒是領養回來。她的母親一方面勇敢承認自己性取向，追求女伴；另一方面卻很保守，羞於提起自己曾被丈夫家暴。面對生下來的兩個女兒，不懂得如何對話。

紀錄片拍竣，母女互相告訴彼此最大的心事，與至親溝通竟要花費18年時間準備。她說：「母親雖然拙於以言語表達內心，但當她見到許多自以為羞恥、不堪提起的過去，竟獲得觀眾一致認同和支持。首映後那晚，母親沒說甚麼，卻煮了一頓很美味的飯菜給她和她女兒。」

黃惠偵站在鏡頭後看上一代人，身後是觀看她拍攝的女兒。看到母親為符合別人期待的模樣而活得不幸；轉眼是眼前歡樂地跑跳的女兒。黃惠偵也要學習如何在照顧女兒之餘，跟她平等地相處。「成為女兒，成為母親，也得保有自己的空間。做好父母的基本責任，然後給子女自由，也給自己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