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賽德克‧巴萊」的部落 霧社事件遺族:我們沒仇恨只懂分享

撰文:黃漢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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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治時期1930年10月27日,台灣發生最慘烈的原住民武裝抗日事件--霧社事件。賽德克族頭目莫那‧魯道飲彈自盡,戰士寧死不屈,婦孺怕成負累,於是集體自縊。亦即2011年電影《賽德克‧巴萊》所述說的事件。
1931年5月6日,餘生者則被日府強行遷至川中島(今清流部落)。當中包括莫那‧魯道的女兒馬紅‧莫那。
而她,瑪姮‧巴丸(李淑珍),就是莫那‧魯道的曾孫女。

(取自瑪姮巴丸FB/黃名毅攝)

不像一般訪問,拿著本子跟筆對坐,然後開始才對話。那天下午,部落孩子們在庭園玩得正高興,記者跟瑪姮坐在屋簷下乘涼,慢慢聊起來......儘管已經預備好問題,她分享的卻遠比我想像的多......

為了生存絕口不提的部落禁忌

當年抗暴六社的族人共有1236名,最後只剩下298名。他們不得返回原居,賽德克族從此與霧社隔絕。「可是日本人依然不放過,覺得還有勇士在,明查暗訪下,找出23個人,借觀光名義被帶去埔里處死,再也沒有回來。後來在那邊挖到很多骨頭,相信就是他們。」自此,部落對霧社事件隻字不提。瑪姮憶起曾問爸爸,他都不說,「不能讓小孩子知道,因為他們很快會說溜嘴,說出去又有人死掉了嘛,就算已經在民國時代。」一個藏在盒子裡的真相,卻因為一部電影而被意外打開。2011年,魏德聖所執導的《賽德克‧巴萊》上映,才讓世人了解這段悲壯的歷史。

「不為自己的族人爭取權利的話,那誰幫我們呢?」
瑪姮‧巴丸

從抗議什麼?到打前鋒

在川中島長大,瑪姮二十六歲嫁到台北,在衛生所上班,偶爾還是聽到別人叫她「生番」。在台灣,都市原住民被歧視的問題仍然存在。面對閒言閒語,她會適時回敬對方。「不能因為做基層工作就看不起,有些人說原住民都好懶惰喔,又愛喝酒,就睡在地上。我說你們的更多,看看台北地下街,而且都不回家。」矛盾浮現,可她卻不認為兩者有何差別。直至參與電影拍攝,民族意識抬頭,她才驚醒該為族人付出。「之前原住民去抗議時,我還想說,抗議什麼?有什麼好抗議的?我們不是都過得很okay嗎?我跟你講喔,如果現在要去抗議,我可能會打前鋒喔!」這句話,她堅定地重複一遍。

孩子們隨著瑪姮領唱古謠的歌聲,在庭園裡練習舞蹈。(黃漢兒攝)
孩子們透過吟唱古謠來學族語。(黃漢兒攝)

吟唱的曲 跳的舞 總帶著哀傷

那天晚上,孩子們隨著瑪姮領唱古謠的歌聲,在庭園裡練習舞蹈。有點生硬,卻是歡樂的。當他們都回家後,她坐在石壆,再次跟我說起故事來......「這個部落跟其他的不一樣,甚麼文化都被破壞掉,連曲子都是哀傷的。從小看爺爺奶奶們,女人都在哭,男人就不多話。」在愁雲慘霧中慷慨悲歌,老人們總說因為人老了,動作才不大,可她卻心裡有數。「這地方總不能濃罩著悲傷的情懷,要往前看。」於是,在固有的曲調中,改寫了歌詞,舞步也變得輕快。「不講,也許是件好事,因為孩子都是無憂無慮的,他們並沒有因為事件而變得悲觀。」夜闌人靜,她緩緩道出千絲萬縷的思緒。

曾經抗拒的族名-「瑪姮」

瑪姮‧巴丸這名字,是馬紅‧莫那所賜的族名。她一度排斥,是因為那代表著傷痛的過去,不願回首。「為甚麼我會回來?因為每一家都有自己對霧社事件的故事。這邊說的是從瑪姮‧莫那口傳英雄莫那‧魯道的故事。」有人質疑,為甚麼英雄是莫那魯道?說他是酒鬼,貪生怕死,只會躲在後頭。為甚麼不是歌頌開第一槍的人?「可是在玩車馬炮時,將跟帥都不會站在前面。正如蔣中正跟毛澤東都不會站在最前啊。他(莫那‧魯道)一直被日本人寫在書上,一定有他的用意嘛。」從不同角度切入歷史,她強調我們不能否定別人的認知。總而然之,她們口中的人,都是英雄。

左二為馬紅‧莫那(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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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頭目最大的責任,就是怎樣讓一個部落生存。」
瑪姮‧巴丸

不管是親日、中立、抗日都沒有對錯

霧社事件中,三個餘群的角色不一,有親日、中立和抗日。後人傳頌先人抗日的英勇事蹟,要是前人是親日一方,該情何以堪?瑪姮明白他們也不好受,想要把事件「去英雄化 」的理由。至於中立的,因當年經歷「姐妹原事件」的屠殺,早已剩下老弱婦孺,再沒有決鬥的本錢。「不管是親日、中立還是抗日,都沒有對錯,只是要選擇生存。把生死置之度外,不是每一個人都願意。 」日本自馬關條約後,對原住民採取高壓管治。賽德克族的原始信仰就是敬天地敬大自然,日本人卻叫他們砍樹林。獵場沒了,那獵人要做甚麼?就是當他們的苦工。族人深信紋面是回祖靈故鄉的標記,日本人卻嚴例禁止。種種壓抑,讓他們萌生「寧可一死,也不要苟活」的念頭。

在權衡輕重後,各頭目在無可奈何下作出最後的抉擇。「回過頭來,都是先人的經歷跟記錄。先人的確風風光光地打了一場勝仗,可之前必須考慮到很多方面。」

站中間的就是賽德克族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身形魁梧,據說身高將近190公分。(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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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沒有仇恨的概念,他們不曉得甚麼是仇恨。」
瑪姮‧巴丸

一個從日本來訪的女生

前陣子,有一個日本女學生來到部落,說論文要研究部落的歷史和霧社事件。來之前,別人都提醒她,這邊的人不易相處,結果「她來了,我們很開心的為她鼓掌呢。」戰爭、歷史讓民族情仇越加牢固,對立油然而生。「你們怎麼都不一樣?」女學生驚訝。瑪姮帶她四出探訪,把九十幾歲都搬出去的人都找來跟她說故事。結果她在台大碩士順利畢業,也考上了日本跟台灣大學的博士。她再一次回到部落,穿著碩士袍跟族人拍照,還吃了燒酒雞。「這邊算是她第二個故鄉啦,我們都把她當成一家人。」口傳歷史,不是要把仇恨無止境地循環,而是為了記錄。「因為原住民沒有仇恨的概念,他們不曉得甚麼是仇恨。他們只懂得分享。」

沒有ps4,他們隨手拿來零食跟橡皮根玩遊戲。

「我想你來之前也會惶恐吧?」她對記者說。無可否認,獨自踏足只在書中閱讀過的未知國度,多少有點膽怯。「其實不用多說,來了就會知道。像來到魔鬼的家,對吧?現在沒有這樣想了吧?」僅是一天的相處,已足夠讓我難忘至今。

「為甚麼我們的小孩,要靠影音媒體來知道自己的歷史呢?」
瑪姮‧巴丸

傳承部落文化「累到快抓狂」

《賽德克‧巴萊》非紀錄片,當中少不免誇大失真。旁人如你我,單靠電影了解概括或許可行,但對族人而言,把文化歷史相傳卻是舉足輕重之事。由於部落的學校只到國中,孩子之後就要轉去外面念高中,有些放假才回來。他們只懂得族語單字,能讀到研究所的,幾乎都不是在部落土生土長,對部落也有身份認同的問題。眼看漸要失傳的文化,瑪姮深感傳承的必要。2013年,瑪姮從台北回部落帶小孩、辦夏令營,培訓新一批幹部。2014年,她在這蓋了瑪姮原宿、辦藝術團。台北中兩邊走,去年幾乎都待在部落,她坦言「累到快抓狂」,也笑言自己「回娘家好像在走自家廚房一樣」。

這些孩子們絕大部分都住在部落,他們都稱呼瑪姮為「團媽」。

縱然疲頓,可讓她堅持著的,是為族人的一份信念,「我相信我後面有一個很堅強的後盾,就是他們。」那堅決的眼神,定睛在蹦蹦跳跳的孩子們身上。確實讓記者為之感動。

口述歷史,需要代代相傳。那些不能磨滅的國恨情仇,未被平反的不公事件。我們每一個,都是歷史的記錄者,這是我們的責任。可現今總把歷史科看輕,反正就是死記硬背。熟讀過去,才好讓我們筆錄這世代的點滴,作時間之見證。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都是我們存活過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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