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歲農村女得高中學歷、父母唔識字 深漂12年從侍應蛻變中文老師
深圳，有數以百萬計的外來務工人員，他們有着不同的人生背景，希望來到深圳改寫人生。
Lilly是其中的一員，她從江西農村到深圳，至今已經12年。寒來暑往，她從一位不起眼的餐廳侍應，抓住機會，成了擁有數百名學生的對外漢語教師。
她被賜予了落寞開局，父母都是農民，家境貧寒，重男輕女。她從小挑大糞務農，一年到頭沒穿過新衣服，也沒得到過正向的情緒肯定。高中畢業後，抱着跳出火坑的幻想，來到深圳打工，下定決心：逆天改命。
口語一般的她鼓起勇氣諮詢外國人，是否願意請她當中文老師；自卑內向的她，十來年間堅持在蛇口發傳單，推銷自己；高中畢業，她自考本科（編按：即自學者自行參加學歷考試獲得學士學位），現在準備考研。
38歲的她，彷彿人生充滿重新開始的節點。不妥協，不滿足，迷茫中不斷向前，她是深圳的一千八百萬之一，也恰似這座奇蹟之城裏千萬人的縮影。所以，我們想記錄一下，這樣一位普通的外來農村女孩，在深圳觸底反彈的人生。
Lilly從農村女孩，高中畢業後從事餐廳侍應一步步，經歷多次轉折和機遇，成為對外漢語老師，快來看看她的故事（點擊放大瀏覽）▼▼▼
一次外向，中文老師初長成
Lilly是12年前來深圳的，那是2012年，深圳發展得欣欣向榮，成為外來務工的首選城市。
她住在姐姐承包的破舊旅館裏，在寶安找了一份餐廳侍應的工作。和旅館裏所有初來乍到的外來務工人員一樣，做着最基礎的體力活謀生。那家餐廳的店名叫柴火，Lilly用「眾人拾柴火焰高」這句諺語，成功將店名記住了12年。那時的寶安還不像現在這樣人羣熙攘，「柴火」在的地方，地廣人稀，多的是外資廠房。
有一位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State of Texas）的工廠老闆，經常到「柴火」吃飯。Lilly和他打過幾次照面，在繁忙的端盤洗碗間隙，她心裏構思着另一種職業的可能。終於有一次，她鼓起勇氣，怯生生地用英語詢問這位老闆，
「Can I work for your company？」（我能為你打工嗎？）
那老闆始料未及，這種請求竟從一名侍應的口中説出。他聽着蹩腳的口語發音，抱着疑慮的心態回答她：你來教我中文，我的辦公室就在這餐廳往下200米的那個路口。
他説完就去了洗手間，Lilly怕他只是開玩笑，説完就拋在腦後了，便立馬跟過去洗手間門口，等到他出來洗手，再次追問：能否給她一張名片，她想知道具體的廠址。
後來，Lilly每每回想起拿名片的這個瞬間，總覺得十分驚險。當時，如果她沒有固執地跟過去洗手間，或許現在還在當侍應。
她生性自卑、內向、不善言談，抗拒和陌生人多説一句話。那一刻，她違背了自己的天性，卻從人羣中脱穎而出，迫使這個世界將她視為一個個體。
第二週上午8點，她準時出現在那位美國老闆的辦公室。老闆給了她一本中文教材，給她開的薪水是30元/時，週一到週五8點到9點上課。餐廳10點開工，她每天只有一個小時能夠轉換成一名老師。時間一到，灰姑娘脱下玻璃鞋，回到餐廳當一名任人使喚的侍應。
兼職當中文老師五個月後，餐廳的領班和她發生了矛盾，處處刁難她，並且炒了她魷魚，她失去了唯一的正職工作。
那位美國老闆得知後，看着眼前這個樸實又迷茫的農村女孩，猶豫了一下，試探性地詢問她：
為什麼不去蛇口全職教中文課呢？
老闆給她算了一筆賬，那時蛇口中文老師的課時費是120元/時，但她是非專業出身，只有高中學歷，可以先低價授課，比如每小時收30元。這樣即使每天只教3個學生，一天也能賺到90塊錢。
當時連接福永和蛇口的只有地鐵1號線，Lilly到蛇口需要往返3小時，14元。90元的課時費，除去14元的交通費和10元的快餐費，Lilly至少也能賺到66元。
而她在餐廳當侍應，每天8個小時的工作時長，端茶洗碗拖地，日薪只有50元。折算下來，時薪遠遠低於當中文老師。
老闆好人做到底，給她設計了一份傳單，把她的電話號碼分列排版在紙上，用剪刀分開，每當有人感興趣，她可以撕下一個電話號碼給潛在客户。
他還用肢體語言演示了一遍如何友好地搭訕，被拒絕了，要説「Oh okay, have a nice day, bye」，給人留下好印象。
Lilly此前的人生裏，幾乎沒有人以她為中心，為她進行過職業規劃。她深受鼓舞，感覺自己這株即將乾枯的小草種子，得到了一場及時雨的澆灌，拼命掙扎着破土而出。
她克服了內心深處的自卑和恐懼，開始去海上世界找外國人搭訕，用蹩腳的英語推銷自己，終於有了學生來源。
焦慮學生停課，被同行看不起
Lilly回憶，她成為對外漢語教師的這十年，走得很艱難，尤其是像在漩渦裏的前六年，每天都很焦慮：這個學生是不是也要停課了？下個學生在哪裏？沒有收入了怎麼辦？
一般來説，外國人系統地學習中文，時常可以拉到六七年，但Lilly早期的學生很少有學習超過一年的，部分是學了兩個星期、一個月後就停課了。
Lilly是按一個月或者兩個星期提前收費的，學生停課，她便斷了收入來源。當時，為了緩解焦慮，只要她有空，就到處去參加社交活動，不信教的她甚至去了基督教堂唱歌，還跟中老年人一起跳廣場舞。
一開始，她並不知道問題出現在哪裏，現在回過頭看，才發現自己當時有多荒唐：沒有教基礎的聲調，直接開始教「你好、再見、廁所在哪裏」之類的生活英語的發音，讓他們重複聽，重複説，囫圇吞棗直到記住，但沒有一個學生學得好。
因為英語只是高中水平，學生有的時候話講太快，她聽不懂，只能不斷地重複「say that again?」（請再説一遍）
我不會教中文，英語也不好，又沒有找到有效的學習方式，就好像是一個蒙着眼睛的人，在關了燈的房間裏摸黑。
她試過找同行交流，但同行看不起她，認為她不配和自己交流。在外國學生組織的聚會上，她好幾次想和同行説話，但同行不理睬她，加微信也不願意通過申請。
後來，她慢慢意識到，學中文最大的難點是聲調。她便在YouTube上找教學視頻，模仿那些在中國留過學的外國人，把中文當成外語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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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由於深圳的外國人減少，她找不到學生了，於是向之前的學生求助，因為學生的妻子是國際學校的老師，所以就推薦了Lilly去國際學校當助教。
在那個國際學校，她輔助的外教是個波蘭人，英語發音不標準，帶有口音，學生很難聽懂。她很疑惑，只要能講英語的外國人，就可以在中國教英文，賺取很高的工資。但對中國人來説，不是會講中文，就能把中文好好地教給外國人。
「很多人以為把自己的母語教給外國人不用學習的，其實是錯的。」
直到現在，她依然在一邊學習，一邊找學生。現在每週有18節課，需要給9個學生上課，學生基本上是國際學校的外國老師。她一邊當他們的老師，也一邊向他們學習如何當老師。
無數次出逃也逃不出的原生家庭
和Lilly在聊天的過程中，我感覺到她的身上有一根拉得很緊的弦，時刻提醒着她，人生能走到這一步不容易。她訴説的語氣聽不出來任何情緒，卻分明對上了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羅翔那句殷切的叮囑：
請你務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千次萬次，毫不猶豫地救自己於人間水火。
1986年，Lilly出生在江西上饒一個農村地區，父母務農，不識字，沒有賺錢的能力，她從小幫忙挑大糞、拔草插秧，在幹農活的嫌隙裏插空唸書。有的時候，為了照顧弟弟，還不能去學校上學，只能留在家裏幫忙做家務。
在那個閉塞落後的山區裏，父母對她唯一的期望，就是賺錢回來交家用，供弟弟上學。於是，她初中一畢業，便去了一個製作襪子的家庭作坊打工，當時她13歲，是那裏最小的員工。
13歲，正是渴望睡眠、長身體的年紀，而她卻在那個家庭作坊裏沒日沒夜地縫紉襪子。從縫紉機蹦出來的布塵細屑，在空中飄啊飄啊，像她當時望不到頭的失落，沒有終點。
姐姐不忍心看到妹妹走她的舊路，説服了父母，讓她回去讀完了高中。高中畢業後，Lilly仍然只能外出打工，賺錢供弟弟上學，補貼家用。
這些年來，原生家庭和她似有若無的聯繫，仍然是剪不斷理還亂。
已經38歲的她，現在從事的體面的漢語教師的工作，仍然得不到父母的認可。父母只會把她當成搖錢樹，向她索取家用，她拿錢回家就開心，不拿錢就不開心。
她獨自外出打工這十幾年，父母和弟弟每一次找她，都是來要錢的，從來沒有關心過她。不是表哥結婚了要隨禮，就是二爺去世了要隨禮，十幾年來各種親戚生重病、結婚，全部都要隨禮。
她不理解，自己13歲出來打工的時候，沒有一個親戚伸出援手，怎麼現在反倒存在感這麼強？這十幾年來，她很少再回到老家，因為每一次回家，就會磨損她的自尊心。父母會當面打壓她，讓她洗盤子做家務，伺候全家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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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村，我們家就是，把女孩子削弱，不讓上學，要照顧弟弟，長大後又要怪罪怎麼這麼笨？還賺不了大錢。」
女孩子就好比一隻鳥，他們把小鳥的翅膀給剪了，然後怪小鳥為什麼那麼笨，怎麼還飛不起來。
最近一次和家人聯繫，已經成年了的弟弟怪她為什麼不給自己拜年。在那個重男輕女的農村，姐姐要回去給弟弟拜年，給弟弟紅包。「他説家裏的習俗是這樣子的，媽媽每年都給小舅舅們紅包，我怎麼不給他紅包？」Lilly一氣之下，把他拉黑了，動了斷親的念頭。
她隻身一人在深圳，雖然孤獨，卻對重新組建家庭抱着恐懼、抗拒的心情。即便有人對她表現出興趣，她也沒有信心，只會在心裏一遍遍地暗示自己，一定會失敗的。
她覺得自己有生存的能力，沒有生活的能力。她能夠養活自己，卻沒辦法在精神上重新撫育自己一遍，讓自己變得自信、陽光。也因此，她唯一的安全感來源，就是存錢。
她對自己的要求是不要去旅遊，不要去度假，不要離開深圳，不要花沒有必要的錢。要吃得健康，鍛鍊身體，不能生病，否則會上不了課賺不了錢。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將近不惑之年，她仍然堅持着報復性的補償心理，來彌補糾纏了她38年的金錢上的虧欠。
迷失着前進 38歲，準備考研
Lilly在深圳教中文課時，雖經驗豐富，收費也相對低，得以維持相對固定的學生數量，但她對自己的高中學歷一直都不滿意。
學歷對她來説，不僅僅是專業的證明，更像是身份的象徵。2017年，她萌生了自考本科，考取教師資格證的想法。於是，她找尋着各種提升英語的途徑。儘管之前被蛇口聚集的外國男人嘲笑過，她仍鼓起勇氣和落單的外國人搭訕。
其中，一位友好的外國人向她介紹了深圳的英語棟篤笑，她去參加後，又被介紹到福田一個學習英國名著的英語角。在這些場合裏，大家都用英語交流，內向的她也逼了自己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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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她還找到2014年的一位外國學生，詢問他能否教她自考本科的教材，學生答應了她，且婉拒收取費用。那個學生在蛇口開了一家英語教育機構，他有時直接拿着教學道具向Lilly講解英語表達，學習了一個月，Lilly的英語得到了極大提升。
之後，Lilly還認識了一位英國的年輕小夥，用中文課交換英語課，相互教對方一小時。每次約課，都是小夥遠道而來到Lilly家中，Lilly體諒他付出了通勤成本，作為交換，為他做了一頓免費的飯。
終於，在自學五年半後，Lilly參加了自考本科考試，拿到了深圳大學成人本科英語專業的畢業證書。她對知識的渴求，一旦打開，像火山一樣噴湧而出。前段時間，她還參加了全國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
走在深大的校園裏，看到深大的學生朝氣蓬勃的臉龐，她心靈深處的不配得感一直在向她呼喊：要向上！再向上！深大的學生告訴她，如果她想繼續深造，可以嘗試一下考研，她半知半解，卻聽進去了，暗自下定決心：考研！
她構思着未來，最理想的狀態是考上深圳大學的研究生，因為深圳是她熟悉的城市，是她目前為止最愛的城市。但如果考上了其他城市，她也可能放棄深圳。
雖然這個城市讓她有收入、有尊嚴，但她認為研究生才是一種向上的身份感。只是，她深知考研和自考本科的難度，並非一個量級。考研的競爭對象，幾乎全是20歲出頭的好腦子，應該如何備考，從哪一步開始，她毫無思緒。
她不善言談，朋友不多，和她一樣追求學歷進步的朋友更是鳳毛麟角，沒有人能夠分享經驗。她不認識任何導師，沒有一個明確的指導者，也不曾獲得任何高效的學習辦法，來支持她有效地自學準備考試。
像做任何事情一樣，因為從小到大沒被肯定過，她不可控地在瞻前顧後的同時，先全盤地否定了自己一遍，但很快又自顧自地擊退了那個「一定會失敗」的念頭。
來深12年了，這是她在深圳最大的轉變：她想，她做了，不一定會成功，但也不一定會失敗。作為外來務工人員，她在這裏從零開始，本身就沒有可以失去的東西。
她想起之前有一位德國的學生，邀請她去參加了四海公園的一個讀書分享會。會上，作家張小滿分享了《我的母親做保潔》這本書。
講的是張小滿52歲母親從陝南農村來深圳的務工史。聊着聊着，他們又説起華裔作家張彤禾寫過的一本書《Factory Girls》，描述的是工廠裏的外來打工妹。Lilly感觸很深，她感覺自己和書裏的人物一樣，都是進城的外來務工者。
更具體一點，是被迫走出落後閉塞的農村，並且艱難跟上時代洪流的外來務工羣體。在深圳這座日新月異的城市裏尋找生存空間，他們只求過得像這個城市裏普通的一員，有學歷有收入有尊嚴。
他們生命中承載的本質，就是走出去了，才能改變命運，不管能走多遠，別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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