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學勝訴．判辭解讀】終院詳解何謂「公民抗命」法庭應如何定斷

雙學三子黃之鋒、羅冠聰及周永康「終極上訴」成功，獲當庭釋放，擾攘三年的公民廣場案終落幕，但終院就「公民抗命」的解讀卻是影響深遠，足以對未來的政治抗爭案件一錘定音。縱觀三級法院的裁決，原審裁判官對年輕人違法示威抱持寬容、理解的態度，但終院明顯支持上訴庭嚴刑阻嚇的立場，在判詞中強調「公民抗命」必須和平進行，無論示威者有多崇高的理念，一旦越過暴力的界線，便不能以「公民抗命」作為減刑理由，法庭可重判入獄。

甚麼是「公民抗命」？

為了解決這個法律爭議，終院在判詞中花了不少篇幅解釋「公民抗命」如何影響量刑。正如英國大法官Lord Hoffman過去曾指「公民抗命在普通法有悠久及光榮的歷史」，終院認同在所有尊崇個人權利的法制都可見「公民抗命」這個概念，並補充「公民抗命」能粗略分為兩種：

1. 違抗不公義的法律；

2. 透過違法抗議不公義、促成社會變革；

兩種抗命的基礎都是發自良知，違法者相信法庭會在判刑時考慮他們的抗命動機。

「公民抗命」須符合和平非暴力條件

然而根據John Rawls的經典《正義論》，「公民抗命」在普遍理解下必須符合和平、非暴力的條件，違法者亦要在事後接受法庭懲罰，以喚起公眾對不公義的關注。根據案例，示威者一旦涉及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破壞社會安寧，他們已經跨越合法表達意見的界線，「公民抗命」或履行言論、集會自由等辯解，將不能成為有力的減刑理由，即使重判阻嚇性刑罰亦不為過，根本不用憂慮重判會帶來「寒蟬效應」。

「公民抗命」不適用於本案

終院強調，法庭無意捲入政治辯論，亦不想評論雙學三子的政治理念，但認為三人犯案過程中涉及暴力，他們當時只是抗議政改方案，而不是直接挑戰《公安條例》本身，亦不涉及不公義地引用《公安條例》，故此「公民抗命」的原則不適用於本案。

大型公眾示威增加　定指引有理

終院認同上訴庭早前的裁決，鑑於香港出現愈來愈多混亂及大型公眾示威，法庭對暴力示威不應寬容，有充份理由重判即時監禁，並提到煽惑他人犯罪，或擔當領導角色的人士更是「罪加一等」。

不認同楊官言論

至於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早前嚴厲批評「社會瀰漫歪風，有識之士鼓吹違法達義」，終院則在判詞中表明不認同楊官的言論，因為無證據顯示雙學三子受到他人的慫恿鼓吹而犯案，楊官不應在判刑時將其他人的犯罪行為投射在被告身上。但由於上訴庭的量刑指引主要由法官潘兆初撰寫，楊官的言論不會影響量刑指引在未來案件的適用性。

上訴庭無權推翻原審的事實裁斷

雖然終院同意上訴庭就目前情況，並就同類案件定下指引，然而他們亦認為上訴庭更改原審「事實裁斷」上犯錯，並指出上訴庭在審視過案件的證據後，直指裁判官裁斷錯誤，又自稱有權推翻。

終院重申，若原審裁判官沒有犯下原則性錯誤，上訴庭不能單從另一個角度自行解讀事實。以本案為例，終院認為原審裁判官已充份考慮各項證據，才得出雙學三子已展現悔意的結論，過程中沒有犯錯，上訴庭不能以他們的不同理解，推翻裁判官認為三子有悔意的決定。

上訴庭亦錯誤理解黃之鋒律師陳詞

就黃之鋒案發時未滿21歲，上訴庭沒有考慮《刑事訴訟程序條例》條例第109A條判刑，終院則明確指出上訴庭誤解了黃之鋒代表大狀的陳詞，錯誤地認為毋須考慮非監禁式判刑，違反了第109A條的規定。

案件編號：FACC8-10/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