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姐姐的價值．三｜外判了家務 但沒有消除對女性的剝削
全港有30多萬個家庭聘用外籍家庭傭工，當中不少家庭養育至少1名12歲或以下兒童，而「為了子女」正是這些家庭決心硬着頭皮聘用外傭的因由。港府明言輸入外籍家傭是為了釋放女性勞動力；而有了全職家傭，傳統家庭制度對已婚女性「母職」和「妻職」的剝削，似乎也以低廉價格「外判」給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女性。問題是，在傳統家庭分工和性別定型觀念之下，女性的家務負擔並沒有真的被減輕。
聘用外傭主因「為了子女」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在有12歲以下兒童的家庭中，31.9%僱用外傭。為何有了孩子就要請外傭？因為對於雙職家庭來說，承擔養育責任並不輕鬆。恆生銀行於2006年刊登的一則廣告有句經典台詞便是：「養大一個BB要400萬元。」到了2022年恆生銀行發布的調查報告中，這一數字對於中產及以上家庭已經增加到600萬元。雖則不同收入水平有不同養育方法，但無可否認的是育兒的壓力越來越大。根據香港智經研究中心推出的「育兒成本計算器」，就算是只接受免費教育、吃穿用住都低消費的「窮養」一個小朋友，讀到大學的育兒成本也達到了約180萬元，計及2%通脹的話則需約195萬元。
高昂的育兒成本對應的是夫妻雙方的努力拼搏，與此同時雙職家庭已經成為普遍的家庭型態——這在世界最高工時的香港，更加嚴峻和普及，哪來時間養育小孩？根據政府統計處數據，香港男性每周工作時數中位數為45個小時，女性為44個小時。美國手機保安技術公司KISI發表的《2020年工作與生活平衡城市》報告顯示，香港過勞人口（即每周工作48小時以上的人士）達到29.9%，在「最過度勞累城市」排行中位列全球第一。
因此，對於疲於工作的夫妻來說，聘請外傭來完成家務和照顧子女，可以幫助他們免除許多後顧之憂。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家樂告訴《香港01》記者，研究發現結婚後不久，或者剛生第一個小孩時就請外傭的家庭，生第二個孩子的概率會大幅度提高。
家務勞動分工「女重男輕」
根據立法會秘書處2019年出版的研究簡報《香港在職母親面對的機遇和挑戰》，從未結婚的壯齡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平均為91.3%，但這一比率在婚後跌至79.4%，並在她們育有0至14歲子女時進一步顯著下跌至 56.6%。1997至2018年間，本港壯齡女性在職人口躍增32.6萬人至122萬人，增幅為37%，而其勞動人口參與率亦由59.7%上揚至72.7%。報告在分析更多婦女投身工作的原因時，指出外傭人數增加帶來的貢獻，香港的外傭人數在20年間倍增，可以幫助已婚婦女分擔家務，令後者投身勞動市場。
為什麼說「外傭可以幫助已婚婦女分擔家務」，因為結婚會影響女性的事業選擇，對男性的影響卻微乎其微，其原因或許可以從家務勞動的分工中一窺究竟。
特區政府2015年《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56號報告書》對家務分擔情況進行統計，發現15歲以上人士中，女性承擔家務的比重中位數為50%，顯著高於男性的10%。並且；若以「邁入婚姻」作為分界線，這一差異更加明顯——未婚男性負責家務比重的中位數為5%，未婚女性為10%，已婚男士承擔的比重僅僅上升到20%，對於已婚女性卻增長至50%。而對於離婚/分居/喪偶的人士來說，兩性承擔家務比重的中位數都是70%。
對女性剝削被低價外判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於2019年的雙職家庭調查也發現，在逾八成家務項目上，多數男士都說期望做到「男女各半分工」，但事實最終幾乎都由女士主責。由此可見，雖然時代進步，「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分工觀念看似被「雙職家庭」所取代，然而實際上只是成為了「男主外，女主內與外」。而外傭的出現，對職業女性來說至關重要。
「其實大家都知道，雖然一個家庭裏面有男性和女性，但是大部分的家庭工作還是由女性來完成的。與其說菲傭幫助了男主人，某種程度上她幫得更多的是女主人。」曾被外傭騙取過金錢的僱主范小姐這樣評價外傭對職場女性的影響，她認為香港是一個對於職場女性非常友好的地方，而外傭能夠幫助這些女性解決很多家庭工作。
根據《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56號報告書》，在沒有聘用家庭傭工的住戶中，有34.3%的男性不做家務，超過七成男性承擔的家務比重少於40%；而在有聘用家庭傭工的住戶中，75%的男性和60.4%的女性不需要做家務，99.3%的男性和97.6%的女性承擔少於40%的家務。從這一角度來看，傳統家庭制度對已婚女性「母職」和「妻職」的剝削，已經以低廉的價格外判給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女性。問題是，有了外傭，已婚女性是否可以藉此成功逃脫家庭制度的剝削和性別分工的博弈？目前仍然要畫一個問號。
聘用外傭固化「性別定型」
張家樂認為，外傭帶來的影響並沒有大多數人想像中那麼樂觀。「很多人有個錯誤的想法就是：請了外傭，那妻子不就很得閒？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他指出，因為香港的育兒成本越來越高，工時也越來越長，很多父母為了工作而減少了用於育兒的時間，當有了外傭幫他們分擔家務後，他們便將節省出來的時間用回育兒，家庭勞動的總體時長其實沒有減少。很多男性會說：「我給你請了外傭，你不就不用做家務了嗎？」張家樂強調，現實並非如此，只是女性將節省出來的時間都用於育兒了。
「另外一個常常被忽略的問題是：其實請外傭也是一種『工作』，你要訓練外傭、同對方溝通、解決外傭的問題、監察她的工作的質素，你不過是從一個做家務的人變成一個manager（經理），經理要看住員工去做家務，這也是一種負擔。外傭也有情感等方面的需求，你也需要照顧外傭的需要，這些對僱主來說都是時間和精神方面的負擔。」張家樂以自己多年來的研究經驗解釋道，聘請外傭這項家務工作普遍由女性負責，是因為社會存在對於性別角色的定型，傾向認為女性的情感比較細膩一點、擅長處理人際關係等問題，再加上外傭也是女性，由妻子去處理也更適合，變相為妻子創造了新的工作。
張家樂舉了個有趣的例子。在一些請了外傭的家庭，如果問丈夫為何不多做點家務，丈夫就會說：「我給錢請外傭了呀！」在丈夫的視角，他是CEO，妻子是經理，外傭就是員工，那當然是由經理管理員工，至於CEO要做的，就是在要炒員工魷魚的時候出現。
「生兒育女」不只家庭責任
可以說，在「性別定型」沒有被打破的前提下，聘請外傭分擔妻子的家務勞動並無助於男女平等，反而可能固化了刻板印象。張家樂指出，香港人覺得做家務這件事不值錢，因為小時候母親做家務是免費的；長大後看見外傭的工資低，繼續覺得家務不值錢，也不願意多給外傭工資——這就形成惡性循環，塑造了不重視家務勞動的迷思。
與此同時，儘管外傭能夠分擔家庭一部分的負擔，緩解夫妻雙方在家務方面的矛盾衝突，但同時也會引發新的問題。譬有的僱主看到外傭外貌靚、穿得少，就會擔心與外傭朝夕相對的丈夫會否移情別戀；有的則是擔心外傭的私生活會否混亂、行為不檢，會不會「不乾淨」甚或意外懷孕。另一常見的問題是，由於父母工時較長，只能將子女託付給外傭照顧，結果子女喜歡工人姐姐多過於喜歡父母，有的媽媽見到也會不開心。
既然聘請外傭不是解決家務和照顧責任的最優解，平衡家庭與工作對於大部分普通人來說，似乎成為了無解題。網絡上有一個流行的觀點是「生仔要考牌」、「沒有條件就不要生孩子」；不過，育兒真的只是家庭內部的責任嗎？張家樂認為，育兒關係到很多人的福祉，會影響到家庭要不要生育、妻子要不要轉工。他分析道，當家庭與工作出現衝突時，一個可能性是妻子「夾硬」兩邊都兼顧，自己很辛苦，影響她們的精神健康；有的女性甚至會放棄工作，但又會引發浪費教育資源和人力資源的爭議。另一個可能性是女性為了工作放棄生育，那就會使得社會的生育率降低，亦令將來的人口老化問題更加嚴重。由此可見，即使我們將育兒視為家庭責任，但後果全是由整個社會承擔。
那麼，除了聘請外傭，家長在育兒照顧上還有沒有其它選擇？
關於養育的另一種想像
根據政府統計處數據，截至2022年年底，香港0至14歲的兒童有75.26萬人，其中0至4歲的幼童有超過21萬人。儘管近年生育率低迷，現有的托兒服務能提供的名額依然與兒童數量相差甚遠。根據社會福利署提供的數據，在2021至2022年度，全港有557個幼兒中心，共能提供37,088 個托兒名額，而大多數幼兒中心每月收費都在4,000元以上。事實上，除了名額有限，許多幼兒托管所的服務也無法滿足父母的需要。前文提到的為管理外傭焦頭爛額的范小姐與丈夫同是大學教授，她指出全天托兒所有很大的弊端，就是接送孩子的時間是固定的，而她和丈夫的工作會不定時加班。如果把孩子送去托兒所，就必須要改變自己的工作時間，而這對他們來說並不現實。此外，托兒服務宣傳力度不足，今年3月工聯會調查顯示，有近9成父母「十分不了解」或「不了解」相關服務。
無論是聘請外傭還是托兒服務，本質上都是將養育工作進行外判，而外判制度必然會衍生重重問題。以離鄉別井來港工作的外傭為例，她們大多數人在自己的國家也有家人、丈夫和小朋友，當來到了香港，就要以「工人」的身份融入一個「家庭」，被要求無微不至地照顧僱主一家人的日常起居，基本上無法把「私人空間」從「工作場所」當中區分開來。因此，也有觀點認為，外傭制度是發達地區女性對第三世界國家女性的剝削——本地女性擁有更高的經濟地位，將家務照顧的枷鎖轉移到更加貧窮的女性身上。
面對節節跌落的生育率，除了不同形式的外判，我們對於家庭照顧可不可以有另外一種想像？
俄羅斯為了挽救生育率曾經出台過派錢的政策，為生育小孩的家庭提供慷慨的資金津貼和個稅減免；結果生育率不升反跌，由2016年的1.76%跌到2020年的1.5%，因為家長需要的是一套完善的養育支持系統，令育兒成本變得可負擔。日本奈義町小鎮則有個成功案例，每名育齡女性平均生育1.4名子女增長到2.8名。奈義町的政策思路很簡單，令家庭照顧回歸本位——根據居民需求增設相應的育兒支援，譬如小學初中教材免費，高中以下學生醫療免費，成立「兒童之家」提供臨時照顧和協助親子交流的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