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才難求因為高球場太少？就跟行會成員談談新加坡如何收地建屋！

為了反對粉嶺高球場收地建屋，到底可以去到幾盡？繼早前香港哥爾夫球會提出保育飛蛾蝙蝠、防止潛在沉降等令人摸不著頭腦的理由之外，本身擁有球會會籍的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湯家驊日前（8月25日）再獻新猷，把「高爾夫球場太少」和「公營房屋比例過高」歸咎為近年海外人才轉戰新加坡的根本原因。然而，姑勿論他邏輯不通，單是比較星港兩地球場數量卻不提當地政府如何收地建屋已經不太公道——因為新加坡曾經規劃28個高爾夫球場，後來有11個陸續被政府徵用，目前只剩下17個，合共佔約1500公頃，當中有400公頃已經確定會被收回重新發展。

從28個減少至11個——所為何事？

2018年6月「土地大辯論」公眾諮詢期間，《香港01》就此到訪新加坡，探究當地土地利用和城市規劃經驗，冀為我們未來的城市面貌帶來一些啟發和想像。被譽為當地「規劃之父」、曾任建屋發展局局長及市區重建局局長的劉太格，便向我們分享了新加坡如何秉持公平正義、讓人人共享土地資源，當中特別提到政府對於高爾夫球場的態度。

劉太格透露，新加坡最多曾經規劃28個高爾夫球場，但後來政府為了住屋需求、基建發展、經濟轉型，已經收回不少重新發展。翻查當地新聞，過去至少有11個高球場已經陸續被政府徵用，截至目前只剩下17個，包括14個私人球場和3個公共球場，合共佔地1500公頃，是新加坡土地總面積的2%；而新加坡政府已經計劃，直到2030年之前，將會收回當中400公頃高爾夫球場土地進行重建，用作住宅、商業及其他發展。

「高爾夫球」這項小眾運動的確備受精英青睞，也是中產階級渴望的身份象徵。經濟高達發達的新加坡當然也不例外，據說連已故「新加坡國父」李光耀也是高球運動愛好者；而在1990至2000年代，據報新加坡人最嚮往的「5C」追求當中，與高爾夫球息息相關的鄉村俱樂部會員（country-club membership），便與現金（cash）、汽車（car）、公寓（condominium）、信用卡（credit card）等事項並列，可見有多重要。

20年釋放四成用地——如何成事？

不過，隨著城市轉型，人們對於公平分享經濟成果和提升生活質素的呼聲越來越高，新加坡也不得不考慮如何處置佔有大量寶貴土地資源的高爾夫球場。尤其是經歷2011年大選，長期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得票率減少超過6個百分點，倒逼當局必須著手回應普羅大眾生活困局的意志，包括解決人口激增帶來的空間擁擠。在2013年，新加坡政府宣布將會重新分配高球場用地——預計到2030年，球場數量將由2010年峰值下降40%；預計到2040年，球場密度將由每25萬名居民享有一個減少至每43萬名居民才能享有一個。

無可否認，即使是在「一黨專政」的新加坡，徵收高爾夫球場計劃也不是完全沒有引發爭議。和香港一樣，有些高球愛好者非常擔心將來無法延續這項運動，也有國會議員關注一旦收回球場難免砍伐樹林或會永久失去相關生物多樣性，還有學者建議可以改劃成為對生態影響較低的自然公園。然而，和香港不一樣的是，這些聲音並沒有動搖當地政府的決定，因為當局始終明白大量球場的存在將會繼續犧牲整體利益，政府必須致力確保國民能夠公平分享有限空間——正如去年2月更新的《2030年新加坡綠色發展藍圖》（Singapore Green Plan 2030）所強調，如何促進不同利益相關群體能夠公平共享經濟、社會和實體空間，對於當地政府、企業和國民共同邁向永續發展目標尤為關鍵。

就在今年4月，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長李智陞宣布，正式啟動南部瀕水區（Greater Southern Waterfront）轉型規劃，當中包括將一幅位於紅山市鎮、佔地48公頃、名為岌巴俱樂部的高爾夫球場地發展成為住宅區，預計可以興建6000個組屋和3000個私人單位，並會設有一定比例的辦公場所、開放空間、自然公園步道——後者將會連接附近的自然保護區和再生森林，橫跨逾200公頃綠地，為居民提供休閒去處，享受綠色景觀。

星洲坐言起行VS香港拖拖拉拉

南部瀕水區轉型計劃早於2014年被納入每五年更新一次、為未來10至15年發展制定每塊用地面積大小、使用用途、發展參數等具體安排的《總體規劃》；至2019年8月國慶群眾大會，現任總理李顯龍確認將會發展該區成為集生活、工作、休閒於一體的新場所；及後，原定去年年底租約期滿的岌巴俱樂部，在球場和會所這兩方面分別獲得延長租約至今年6月30日和明年3月31日，以便清空設施、復原場地；直到今年，計劃正式上馬，首批組屋最快可在三年內推出。從規劃到落實，前前後後，大約十年。

反觀香港，粉嶺高爾夫球場發展方案由2012年開始討論，至今仍然未有定論。當年早有環保團體建議以粉嶺高球場作為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替代方案，香港大學民調顯示65%受訪者表示認同；到2015年，梁振英政府聘請顧問展開《發展新界北部地區初步可行性研究》，當中圍繞高球場提出局部發展32公頃和全部發展172公頃兩個方案；至2018年，林鄭月娥政府發起「土地大辯論」，由她委任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將高球場列為優先選項，並傾向支持先行局部發展後再全部發展。正當外界以為終有寸進，但到2019年，特區政府竟然無視土供小組建議，容許原定於2020年8月31日約滿的香港哥爾夫球會續租至2023年8月31日，屆時才會局部收回32公頃興建公營房屋，其餘140公頃則繼續以象徵式1,000元地價續租至2027年6月30日，往後不再寬免地價；方案本身已經「縮水」，不料直到今年5月，當局又再「縮沙」，表明只會動用當中約9公頃用地興建1.2萬伙公營房屋及公共設施，其餘劃作生態公園，預計最快要到2029年才可落成。

及至近月，由政商權貴主導的反對聲音更是頻頻發功，不時搬岀反對民粹主義、保育飛蛾蝙蝠、防止潛在沉降、維護小眾權益等等令人摸不著頭腦的理由，持續向新任特首李家超施壓，企圖藉此推翻原有收地建屋決定；而有超過三分之一成員申報與高球場存在利益關係的環境諮詢委員會，罕有地經兩次會議接近20個小時的討論仍然未能作出決定，需要暫緩至明年4月再續審議，曾任土供小組主席的環諮會主席黃遠輝昨日（8月28日）更直言，球場或許需要調整佈局、縮減發展規模，才能通過環評報告；本身擁有球會會籍的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湯家驊同樣誇張，竟然把「高爾夫球場太少」和「公營房屋比例過高」歸咎成為近年海外人才轉戰新加坡的根本原因。

特首智囊說法偏頗不負責任

香港與新加坡無疑是經常被直接比較的兩座城市，同樣經歷英國殖民管治、面對天然資源匱乏、深受地緣政治影響，但也同樣創出驕人經濟成績、成為東西文明薈萃之都，如今一個陷入人才外流的移民困境，另一個則是首屈一指的宜居城市，箇中差異確實存在很多值得思考的空間。然而，作為特首智囊的行會成員，在借鑑海外經驗的時候，倘若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或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維護某些既得利益，而選擇性套用有利於己方觀點但並不全面的理據，那恐怕絕非對全港市民負責的做法。

再者，「多」與「少」或「高」與「低」，本來都是相對概念，理應根據實際情況才可作出客觀判斷。假如為了突出「香港高爾夫球場太少」，而無視新加坡高球場數量的變化以及當地政府致力收地建屋的工作，這樣的比較也就不太公道。事實上，新加坡現存的17個高球場中，至少已有6個不獲政府續租，未來還將進一步減少；相比之下，擁有6.5個私人球場、3個公眾球場、4個公共練習場的香港，高爾夫球場數量真的太少嗎？又或按照湯家驊提出「香港公屋比例過高」無法吸引外才的說法，對比新加坡的情況，其實香港公私房屋比例只有4:6，遠遠不及新加坡的7:3，難道香港公屋真的太多嗎？雖說香港享有言論自由、容許百家爭鳴，但行會成員總該帶頭確保公共討論的質素。

更重要的是，行會成員對公共政策舉足輕重，無論來自哪個階級背景、擁有什麼運動喜好、涉及任何利益集團、信奉哪套發展理念，當他們評論時事、分析問題、解說政策時，始終應該以全港市民利益為依歸，而不是利用有關公職身份的知名度或影響力，去放大傾向某個既得利益群體的聲音，否則不但無法成為公共利益的捍衛者，甚至可能因而被一葉障目，也就無法實事求是地面對問題、認識問題、解決問題——正如湯家驊一樣，未有看清因果關係——其實香港可用土地、私人房屋、貴族球場、國際學校等等方面的供不應求，以及人才外流或外才難求，全部都是「香港不再宜居」的現象，而深層次原因在於特區政府長期放棄土地發展主導權力、任由既得利益集團把持命脈。

主導土地發展締造宜居城市

參考新加坡打造宜居城市的經驗，也許更能理解一個有為政府必須牢牢掌握土地發展主導權力的重要。新加坡國家發展部宜居城市中心把當地過去50年發展經驗總結而出的治理原則稱為「宜居度框架」（上圖）——它以一個半浮半沉的三角形為載體，水面上「看得見」的是宜居城市的關鍵成果，包括高品質的生活、具有競爭力的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環境；水面下「看不見」是實現成果的體系，包括綜合規劃、有效執行、動態治理。

所謂「高品質的生活」，相信擁有一個面積合理、環境舒適、負擔不大、社區配套齊備、公共服務完整的安身之所，遠比高爾夫球場更加重要；而在「具有競爭力的經濟」方面，則是新加坡政府能夠時刻把握世界變局、提早部署經濟佈局、主動帶領產業轉型、擁抱創新驅動產能，相對於工業在香港的式微（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的6.6%），當地工業的GDP比重仍然接近三成，技術含量也比香港傳統製造業重得多，包括電子工業、精密工程、生物醫藥等等，加上當地金融機構正在積極籌謀更多中概股掛牌，自然比香港更能吸納各行專才；至於「可持續發展的環境」，作為世界文明的「花園城市」，新加坡本就非常重視公園建設和立體綠化，以豐富空間結構層次和立體景觀效果，目前至少已有350個公園和4個自然保護區，亦正興建一條超過300公里的綠色走廊網絡。

如果沒有足夠土地，上述三大宜居目標都不可能成事。事實上，新加坡土地緊缺的情況，遠比香港嚴峻——例如截至2011年，陸地面積有1,108平方公里的香港，已開發土地為224平方公里，佔整體的20%，而面積比香港少近四成的新加坡，則已開發了412平方公里土地，佔整體的58%；然而，相對特區政府而言，當地政府對於土地的規劃、管理、儲備、開發、使用、批租等等，明顯更有領導力和執行力，自然能夠創岀大格局。例如直到目前為止，新加坡719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中，有約160平方公里由歷年填海所得，即有近四分一個新加坡由填海而來；計及填海，加上當局以強制徵收土地的做法，政府所擁有的土地面積已由1960年的40%，大幅增加至目前逾80%。

在規劃方面，這套享負盛名的體系主要由《概念規劃》（Concept Plan）、《發展指導藍圖》（Development Guide Plan）、《總體規劃》（Master Plan）等組成。《概念規劃》的規劃期限為30至50年，根據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智能生活、宜居城市等原則，對國家發展願景、人口規模、城市功能佈局等，作出宏觀層面的戰略性安排，極具前瞻性，每20年更新一次；《總體規劃》則計劃未來10至15年的城市發展，把概念規劃轉化成清晰的整體方案，訂明土地需要、使用用途、高度控制等具體標準，每五年修正一次。很多人習慣列舉《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及《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與之比較，然而，無論從細緻性、全面性和前瞻性而言，港式規劃可否與星式規劃相提並論，本身已經是個問號；再看特區政府的執行情況，就更堪憂。

公職人員更應秉承公共利益導向

在徵地方面，新加坡設有《土地徵用法》、《土地權屬法》、《土地改良法》及《土地稅徵收法》等專門法例，為當局的土地徵用、土地改良、土地出讓及土地租賃等，提供法律依據。《土地徵用法》與《收回土地條例》相類似，即當地政府有權在必要時，為公共用途強制徵用私有土地，給予土地所有者補償；不過，業權擁有人不能反對政府收地，只可申訴賠償金額，而由於當局每隔半年就會更新土地交易價格，賠償金額足夠與否全都一目了然，所以基本上只有極少數業主就會徵地事項控告政府，而且都是敗訴。

再者，當地政府收了土地，也不像香港這樣收幾多、用幾多，而是實行「「白色地段（White Site）」制度，一般都會平整土地、種上草皮、插上寫有「State Land（國有土地）」的告示牌，並開放予公眾使用——人們閒時可以散散步、做運動，直到有市場需求時，才會加以開發作其他用途，完全不像香港閒置政府土地般雜草叢生。當地還設有很多防止地產商囤積土地的規定，例如發展商向政府購買土地後，必須在5年內落成、並且在兩年內出售，否則將會按照地段地皮價格和未售出單位佔比徵收罰款，頭三年的延長費分別是未出售單位地皮價格的8%、16%和24%，比香港的2%、4%、8%重得多。

「我們是不允許補貼商人的。你要做商人，就要自己會賺錢，你要是不能賺錢，就不應該做商人。」劉太格當年接受《香港01》專訪時，如此明晰「政府」與「商家」之間的關係，強調當局絕對不會任由資方喧賓奪主。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創辦的期刊《國土與自然資源研究》，曾於2012年1月刊登〈新加坡城市土地資源高效利用的經驗借鑑〉一文，當中明確指出由於新加坡政府非常關注有限的土地資源必須更好地讓所有新加坡人共享，因此當局所採取的「公共利益導向」非常明確。曾赴新加坡研究當地如何在土地短缺下規劃宜居城市的香港中文大學城市研究課程主任伍美琴也說：「這件事在新加坡非常明顯，絕對不容許有人只是為一小撮人的利益服務，整個政府都不允許。」

問題是，這個淺顯易明的道理，為什麼在香港卻像是「不能說的秘密」？更惡劣的是，當國家主席習近平藉今年七一訪港講話宣之於口，表明「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充分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但那些有份治港的權貴和精英一方面高呼「學習主席講話精神」，另一方面卻仍然以個人或界別利益凌駕全港市民利益和社會公平正義，公然在不同議題上陽奉陰違阻礙改革。到底應該如何破除私心成全公義——也許，這才是行會成員更加應該關注和思考的命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