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嶺高球場｜無視習近平講話　施壓李家超放生——權貴公然阻礙改革

香港問題到底是什麼問題？如果說，2019年反修例風波所暴露的是「敵我矛盾」，那麼，正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香港，則必須直面「人民內部矛盾」——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七一重要講話要求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但萬萬想不到，習近平話音剛落，一些口口聲聲「學習主席講話精神」的既得利益群體就陽奉陰違，據報目前正在積極遊說新上任的特首李家超推翻上屆政府局部收回粉嶺高球場32公頃用地興建公營房屋的決定。他們不但公然無視習近平對港訓話，簡直就是在「完美呈現」利益固化藩籬如何阻礙香港推進改革。

特區治理關鍵在於土地改革
治港精英是裝不懂非聽不懂

習近平今年7月1日排除萬難來港出席第六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並發表重要講話後，很多人都注意到「積極改革」和「破除藩籬」這些前所未見的關鍵詞，也感覺到中央「不一樣了」、「要求香港做實事」，但具體而言——到底何謂改革、為何改革、如何改革，以及什麼是利益固化藩籬、為什麼要破除、應該如何破除等等，卻未有太多治港者充實討論。這難免令人疑惑，習近平已經開門見山，難道他們還聽不懂嗎？不過，一些治港者恐怕只是「裝不懂」，因為他們很多本身都是既得利益群體，深怕自己就是被改革、被破除的對象。

問題是，他們一方面掩耳盜鈴，另一方面又繼續以個人利益凌駕全港市民利益，例如對上屆政府拍板通過的粉嶺高球場收地建屋方案諸多小動作，企圖迫使特首李家超推翻決定。他們不但無視習近平對港訓話，而且公然向「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發出挑戰。

相對於本港既得利益群體的隱晦，一些內地學者顯得更加敢言，例如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直指「破除利益固化藩籬」涵蓋兩個方面：一是香港地產霸權對住房正義、資源分配的綑綁，需要特區政府秉持「社會正義」；二是產業轉型困難對經濟發展、新增動能的束縛，需要特區政府扶持新興產業。不難看出，這兩方面全都指向土地問題，可見特區治理改革的關鍵就是土地改革——針對香港實際情況而言，是關於土地的供求、使用、規劃和監督等決策制度或機制的改革。

「改革」的本質就是「利益關係」的重構和「利益結構」的重整；「既得利益」是指通過非公平競爭的手段和方式、借助公權力和政策資源，獲取巨額利益的相關群體；「利益固化藩籬」則是為保障既得利益持久存在而設置的防禦壁壘，基本上已經成為整個體制機制的頑瘴痼疾——對既得利益階層來說，藩籬是其利益的保護傘和護身符，但對普羅大眾而言，藩籬就是他們獲取利益的枷鎖和壁壘。以粉嶺高球場收地建屋為例，從2018年廣泛討論至今仍然無法切實執行，問題正正源自兩個層面的既得利益固化藩籬——第一，是球場本身的使用群體，即極少數量擁有昂貴會籍人士及其球友，相信多數非富即貴；第二，是當下主導土地發展決策的主要勢力，包括特區官員、地產商家、政黨代表、鄉事派系、受影響居民群體，但後者的影響力取決於特區政府有多重視民意。

既得利益集團持續施壓
收地建屋方案縮完又縮

這些既得利益固化藩籬到底如何阻礙香港推進改革？還得回到2018年——時任特首林鄭月娥發起「土地大辯論」期間，66幅私人遊樂場契約用地成為社會討論焦點，因為它們佔地面積龐大、長期只收象徵式租金、且有限度服務極少量會員。其中，要求收回由香港哥爾夫球會租用的粉嶺高爾夫球場的呼聲最高，因為該地契約將於2020年8月31日屆滿，而且佔地172公頃但每年僅需1,000元地租，主要亦只供給2,000多名會籍不菲的會員享用，包括時任及現任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葉劉淑儀、任志剛、林健鋒、湯家驊等等，而現任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長梁宏正更曾出任會長一職，直到履新前才卸任。

土地供應極其緊絀，特區政府完全具備全面收回球場的正當性。《香港01》當時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結果顯示，有八成受訪者支持收回球場。與此同時，反對收地的聲音也不容小覷，據報有人自恃財雄勢大「上京告狀」，促請中央介入。及後不知何方發功，隨著「土地大辯論」落幕，當局竟然唱起反調，於2019年2月宣布延長球場租約至2023年8月31日，屆時會局部收回粉錦公路以東的32公頃興建公營房屋，其餘140公頃則繼續以象徵式地價續租至2027年6月30日，往後不再寬免地價，預計每年可收數千萬元。但直到上屆政府卸任之前，當局再就32公頃的實際建屋數量反口覆舌，從初始文件的4600個單位到時任發展局局長、現任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承諾的過萬個單位不等；至5月20日土木工程拓展署向北區區議會提交文件時，建屋面積更由32公頃縮小到9.5公頃，但會提高地積比率，預計最快在2029年落成1.2萬個單位、容納3.36萬人。

一個172公頃的「特權球場」，擾擾攘攘之下才肯局部收回32公頃用地，拖拖拉拉5年才願撥出9.5公頃建屋，前前後後耗時10年才可惠及市民。這種姿態和效率實在令人費解——要法律有法律，要共識有共識，特區政府竟可放棄全面收地、連建屋面積也要縮完又縮。外界普遍質疑上屆政府是向商界屈服，畢竟反對聲音主要來自那些政商顯赫，相信上任特首林鄭月娥可能受了「權貴壓力」所以出爾反爾。問題是，香港市民和中央政府的壓力就不是壓力嗎？難道市民住屋需求不夠迫切？難道產業發展需要不夠明顯？還是中央政府要求特區政府解決房屋困局和突破發展困局的指令不夠清晰？上屆政府到底在害怕什麼？是商界惡得像「洪水猛獸」，還是那些官員都把自己當成「無牙老虎」？

民間的不滿和不解，直到特區政府換屆，稍有緩和。因為出身紀律部隊的李家超被認為不涉太多利益關係牽扯；而他由參選至上任以來，確實展現出「服務社會」的熱誠和擔當，也有著「維新圖強」的意識和願景，以及「坐言起行」的魄力和決斷；及至習近平七一重要講話首次劍指「特區治理改革」，明確要求「愛國者治港」原則下選出的治港精英們提高治理水平、增強發展動能、排解民生憂難、維護和諧穩定，並且表明「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充分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更令以李家超為首的新政府被賦予「改革香港」的使命和厚望。

無視習近平、施壓李家超
示範利益固化藩籬阻改革

眾所周知，除卻土地需求迫切之外，收回粉嶺高球場也是重要的政治姿態，以展現特區政府願意與民同行、為民解困；而當有了中央力撐，相信那些既得利益不敢放肆。但萬萬想不到，習近平話音剛落，一些口口聲聲「學習主席講話精神」的既得利益群體就陽奉陰違——口裡說著「民有所呼，我有所應」，身體卻很誠實地無視民意、違反民意。

短短一個多月，政圈已經多次傳出鄉事派和經民聯動作頻頻——先是把收回球場的正當性扭曲成為「民粹」、「二元對立」的產物，製造輿論分化，例如在北區區議會上，身兼沙頭角鄉事委員會主席的北區區議會副主席李冠洪直指計劃疏漏，質疑當局是為「招呼反對派」，揚言「四個鄉一定群起攻之」；後又對外發布球場極具生態價值的環評報告，反擊政府理據，例如香港哥爾夫球會另外委託顧問評估，直指當局低估飛蛾、蝙蝠等動物的保育價值。另外，一些人態度曖昧，例如民建聯立法會新界北議員劉國勳，以「興建公屋將會增加人口導致交通堵塞」為由建議納入「北部都會區」重新規劃。

從「利益關係」上看，這些聲音全都來自粉嶺高球場的「既得利益群體」和「利益固化藩籬」；從「利益結構」來說，這些動作全都指向一個結果，就是促使李家超推翻收地建屋的決定，以維持原本粉嶺高球場作為「權貴遊樂場」的使用功能，即保持原本由權貴主宰決斷的土地發展主導權力——對於土地的供求、使用、規劃和監督擁有決定權。

重奪土地發展主導權
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

按理說，特區政府才應擁有香港土地發展主導權力，因為除了位於中環政府山的聖約翰座堂地皮曾於1847年獲港英政府批為「永久業權」之外，按《基本法》規定回歸後香港境內所有土地全都歸屬國家擁有，而特區政府則獲中央政府授權自行管理、使用、開發、批租這些土地，得以租出或批出土地予個別人士或機構一段年限以發展某些用途。因此，政府本來就有責任全面承擔土地資源的供應和規劃，尤其是一些尚未開發善用的土地，在「租約期滿」或有迫切需求之下，更應收歸當局重新籌劃。

可惜，港府偏偏拱手讓出土地發展主導權，粉嶺高球場的收地爭議就是赤裸裸的案例，很清楚地說明了特區政府明明擁有可以興建房屋和大興產業的土地，卻始終未有加以善用的矛盾——而箇中癥結，就是受到利益固化藩籬的阻撓。但公道點說，港府早在回歸之前已經逐漸讓出土地發展話語權，因為香港的原教旨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極致，難免導致決策精英誤解政府對於市場發展的角色和作用，結果使得小撮既得利益群體喧賓奪主，也就無法好好保護社會絕大多數的利益。

若要破除這種「重商輕民」的利益分配格局，特區政府必須重新認識自己的存在意義和治理責任。而對土地資源分配機制進行改革，絕對是個「突破口」——首先， 土地資源具備「公共屬性」，政府可以善用土地作為財富分配失效時的「均衡器」，讓人人公平攤分價值成果；其次，土地資源可對社經政策產生「槓桿作用」，政府可以藉此提升特區治理的實際效應，逐漸化解深層次矛盾。李家超政府只有破除現有利益固化藩籬，重奪土地發展主導權力，再根據社會需要、經濟發展、城市更新等等層面，主導資源配置、促進產業興旺、改善市民生活，才能真正彌合不同群體，自主把握經濟命脈，重新創造產業動能，從而達到公共利益最大化。也因此，在粉嶺高球場發展爭議上，李家超也只有堅持公平正義的價值信念、展現敢作敢當的治理魄力，才能推進對得起全香港人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