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DSE考生．三｜被時代選中的人，誰為他們填補空白？

新冠病毒疫情沒完沒了，整個社會都在掙扎求存，市民如是，考生亦然。今年DSE考生的三年高中生涯，從2019年9月的校園生活開啟，到2022年第五波疫情的網上授課告終——好像經歷了什麼，又好像什麼都沒有。特區政府任由師生成為「停課不停學」的「實驗品」，但疫情不只影響了學生歷程和教育質素，還改變了經濟形態和就業結構，而政府似乎不以為然，完全沒有想過他們將來到底如何投身社會。

「疫情下的DSE考生」系列三之三

被時代選中的人

重考生卓軒（化名）坦然疫情對他影響不大，並且將疫情帶來的改變，視之為能夠入讀大學的機會。7月20日，DSE放榜當天，他一雪前恥——去年只達到2級成績的中、英文科，今年全都考獲3級，而且最佳5科成績為21分，順利的話可以入讀大學土木工程系。

他接受訪問時咧嘴而笑，「只能說符合如期。」今年重考中、英文科的卓軒，本身正在就讀副學士課程。去年地理科成功摘星，惟中英「跛腳」，未能符合大學招生成績基本要求「33222」，無法入讀心儀學位課程，於是決定邊讀書，邊準備重考中、英文科。

被問到去年落榜感受，卓軒頗為淡然地說，「失敗就失敗，實有方法入大學。」作為2021年的DSE考生，早就體驗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對學業的影響——「停課」成為「新常態」，面授課堂日數不足100天，網課在起步階段支援非常不足，教育局更將DSE開考日期推遲至4月23日，取消中、英文口試，而中文科閱讀卷文言閱讀篇章部分則不會考核《岳陽樓記》及《六國論》兩篇範文......種種變化都為考試增添不確定性。

今年再戰DSE，卓軒顯得很淡定。對於應屆DSE考生而言，三年高中生涯的課程變動情況最多、面授日數最少、公開試前夕的疫情也最為嚴峻，再加上家庭環境和經濟條件所限，很多人在家根本難以專心備考；但對卓軒來說，這些外在因素似乎並沒有對他造成太大影響，「反而疫情後（2022年）的成績比疫情前（2021年）更好。」他解釋，在疫情前，生活被不同的活動擠得密密麻麻，時間安排混亂，沒多少時間留給學習；而疫情帶來的各種社交距離限制，迫使他靜下心專心複習。

卓軒拿出副學士課程表：一周24課時，周一至周六排成一整列，但因為是網上授課，他有更多時間兼顧讀書和備考dse。不過，他在疫情稍為放緩的副學士一年級上學期，還是心散了，不時逃課，與朋友漫無目的地逛街。他當時的想法是，只要把文憑試考好，副學生的成績如何都無所謂。這種心態延續至下學期之初，直到一次聚餐被親戚善意提醒，他才愕然發現可能「兩頭唔頭岸」，「若學科的收生分數比往年高，而你副學士成績又不盡人意，那就『徹底玩完』。」從此之後，他便回過神來，好好面對學業。

最後，卓軒的副學士和DSE成績均有改善。除了歸功於在疫情期間的成長，他還強調與時勢有關，形容自己是「被時代選中的人」——在出生率低落和移民潮持續的背景下，這兩年的考生人數大幅下降，學位競爭不如往昔激烈，他就更有機會入讀大學。

競爭不如往昔激烈

應屆考生家朗（化名）有相同看法。他五科考獲18分，與今年大學入學預測分數相若。他自認是「移民潮」的受惠者，對疫情的態度亦跟試前的稍有不同，「如果成績優異的學生仍在香港，我未必拿到這個分數。如果沒有疫情，我應該會周圍玩，好大誘惑。」

事實上，他們的說法不無道理。縱觀DSE自2012年開考十年以來的競爭力變化（見下表），考生人數由7.3萬人減少至今年的4.8萬人，但八大公立院校的資助學額維持在1.5萬個，所以聯招競爭程度亦由2人爭一個學位減少至1.3人爭一個學位，學友社預測錄取分數線也下調至17分。對應屆考生而言這必然是優勢，也不免被掫揄「生對了時代」。

競爭不如以往，倘若仍然未能躋身1.5萬個資助學位，就是一種壓力。說到這裡，卓軒略顯緊張：「這是一張入場券。現在大學入學比例很高，未來只會愈來愈高，如果我未能考入大學，競爭力只會更低。無論如何至少要有大學學位，讀什麼都無所謂。」

另一應屆考生希希（化名）考完DSE的心情，更多是一種解脫。他相信DSE和大學都很重要，是面向人生下個階段的分岔口，「考好了，可以有更多選擇，未來也會輕鬆些。」但同時，他又不斷自責，覺得自己懶惰，無法適應網課，應試狀態欠佳。

曾經嚮往入讀中文系的希希，收到成績表的一刻可謂悲喜交集，喜於成績勝於預期，悲於分數未達入學水平。他忍不住地思考很多「為什麼」和「如果」：「為什么有人可以適應疫情，又能考好DSE？為什么自己做不到？只可以說自己懶。如果沒有疫情，如果校園生活回到正軌，在更有學習氛圍的環境之下，或許能考獲更好的成績。」

誰為他們填補空白

可是，人生沒有如果，應屆考生的三年高中生涯，從2019年9月的校園生活開啟，到2022年第五波疫情的網上授課告終——好像經歷了什麼，又好像什麼都沒有。

對於校園生活的缺失，兩名應屆考生不免有些遺憾。希希表示，由於疫情無法參與喜歡的戲劇社，與同學排練話劇的時光不再復見，更沒有機會在校內表演。他知道公開試意味要離開校園，但對畢業沒有太大感覺。家朗同樣因為疫情失去了太多校園回憶：中四時的營會，中五的秋季旅行，中五、中六的陸運會，和最後的畢業營，全都被迫取消。

家朗所想像的中學生涯，少不了課間打鬧和無所小事，「同學偷偷拿出平板電腦，三五成群地看視頻。」但疫情下，這些校園生活被半日面授和一部電腦所置換，「高中時的學校突然間由一間好整全，有六七層樓梯、有圖書館、有禮堂的校園，變成一部電腦。」他形容，自己唯有到了中六上學期逐步恢復面授課堂的日子，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高中生；此前的更多時候，他對高中生涯和DSE都是一片空白。

疫情來勢洶洶，整個社會都在掙扎求存，市民如是，考生亦然。但與在職市民不同的是，學生校曆表的決定權由始至終都在政府和校方手中。政府有權要求學生停課、停課，亦有權為疫情下的三屆DSE考生，搬出一套整全的教育方案，穩定這批疫情下成長的高中生。但現在看來，政府並沒有擔起主要責任，任由師生成為網課的「實驗品」。

更令人擔心的是，疫情不只影響了學生歷程和教育質素，還改變了經濟形態和就業結構，但政府似乎不以為然，完全沒有想過這10多萬名學生將來到底如何投身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