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文化．上｜從MIRROR的狂熱興起 看年輕人的情感需求
新冠疫情肆虐三年，外地明星來港演出大幅減少，但本土流行文化產業卻異常興旺，既有港產電影屢破票房紀錄，更有MIRROR熱潮席捲全港。然而，隨着防疫措施的解除，香港陸續恢復與內地和國際的交往，百花齊放之下，市民的娛樂選擇多了，MIRROR能否繼續一枝獨秀、甚或重振廣東歌的輝煌，仍是未知之數。但無論如何，MIRROR已被視為「香港之子」，承載着很多人經歷社會變遷的情感需求。
追星獲心理滿足
MIRROR為何能夠吸引香港人的熱切注目？支持者對他們有着什麼情感投射？這種情感投射又是源於大家對於這座城市有着怎樣的期盼？這一切要從「追星」的本質說起。澳門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李展鵬接受《香港01》訪問時表示，從「追星族」的角度，追星共有三重意義：第一重是獲得娛樂，第二重是慾望投射，第三重是情感認同。
李展鵬解釋，現代人需要在繁忙的生活中尋找一些娛樂，就會選擇欣賞偶像的歌藝或舞藝。而從大多數青少年的追星行經都會較為熱情可見，「他們不論在情感上還是慾望上，（這種心理需求）都在滋長中，所以每當看到一些『靚女』或『靚仔』，便會有一種慾望的投射，而這也解釋了社會為何出現『男神』和『女神』。」李展鵬說，明星經常因而成為青少年的情感與慾望的投射對象，而這種情感的本質與愛情相似。
至於「情感認同」，李展鵬強調這有別於「慾望投射」，例如在1980年代，很多少女之所以崇拜梅艷芳，是因為她們「不滿足於（那個時代）的傳統社會價值、那種加諸女生身上的綑綁或壓力，於是透過喜歡梅艷芳，一個叛逆的形象、壞女孩的形象，與台下的她的獨立女性形象，取得一個情感上的認同。」可以說，當時梅艷芳的支持者，正是當年認同香港社會應該大膽突破、努力求變等等社會價值的一群人，而他們對於梅艷芳的熱愛，正是源於他們在梅艷芳身上也看到了他們所追求的特質。李展鵬將這種「特質」稱之為「明星文本」，而「情感認同」即是支持者對於「明星文本」的認同感。
MIRROR隨時代而紅
從心理學的角度，「情感認同」與「慾望投射」的分別在於需求層次的高低之別。根據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的「需求層次理論」，人類的需要可以分為五個層次，並且是由低級需要發展至高級需要，依次分別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實現，而每一層均須被滿足，方可昇華至更高層次。
李展鵬提及的「慾望投射」，處於第三個層次——社交需求（love and belonging needs），是一種對友誼、愛情及隸屬關係的需求；「情感認同」則比較接近較高層次的尊重需求（esteem needs），包括他人對自己的認可與尊重。以李展鵬所列舉的梅艷芳為例，支持者正是認為梅艷芳的「明星文本」能為自己提供某程度上的認可。
那麼，當下香港應該如何解讀MIRROR的「明星文本」呢？他們早於2018年已在ViuTV節目《Good Night Show全民造星》脫穎而出，緣何直到2020年才突然冒起？
「MIRROR成員各有才華，阿Jer（柳應延）唱歌好聽、Ian（陳卓賢）懂得作曲作詞、Edan（呂爵安）彈琴好聽、Lokman（楊樂文）是資深舞蹈員、姜濤具有舞台魅力。他們不是沒有實力，只是以前市場比較看不起本地明星。」李展鵬分析，香港人習慣懷緬1980、1990年代的巨星，認為那是香港娛樂圈最輝煌的時代，所以未能給予新星足夠關注；另外，近年社會幾經動盪，市民亦無瑕關注流行文化，難免忽略了新星的存在。
不過，自從2019年反修例風波過後，市民的心態出現較大的轉向。
港人與MIRROR共生
彼時香港開始出現很多始料未及的變化，尤其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之後，政治局勢緊張，疫情斷斷續續，社會氣氛低迷，很多心理需求無法被滿足；與此同時，防疫措施導致香港與外地交往被切斷，娛樂活動大幅減少，很多人逐漸把注意力轉移到本地文化當中，使得一些出道了一段時間的新星能夠得到注目，例如唱作人Serrini、林家謙等。
「這與香港過去10多年累積的本土意識、本土情緒相關。」李展鵬表示，市民在MIRROR身上找到的動力和希望，儘管在某程度可形容為「逃避」（對現實世界的不滿），但也顯示港人回歸本土文化。另外，ViuTV的突圍也符合了不少市民對於「拆大台」、「反威權」的期望，自然也對由其訓練並捧出的MIRROR擁有更多的情感認同。
李展鵬認為，MIRROR本身具備年輕、有才華等易受歡迎的特質，而「全民造星」則可讓觀眾與參賽者共同成長，市民也因而對MIRROR有種莫名的親密感。「這種親密感不只是『又有新人』的這種想法，而是可以看到他們在節目高高低低，時贏時輸，有時會失準，有時會哭。」他又指，MIRROR成員各有故事，成名前受不少質疑，成名後同樣備受批評，因此共同成長及奮鬥故事全都滲透在MIRROR的「明星文本」之中；而該些文本就和平凡人一樣，在成長路上不斷經歷「成功」與「失敗」的交錯。
因此，當這班不被看好的新星異軍突起，簡直就是打破了「廣東歌被睇死」的宿命。
MIRROR的明星文本固然具吸引力及親切感，但他們能夠「一炮而紅」的關鍵，還少不了社會變遷之下的港人心理狀態——大家衍生了各種情緒，全都需要一個出口。
原來並不很快樂
香港人心理到底處於什麼狀態？民調機構蓋洛普（GallupWorldPoll）的《全球快樂指數2021》顯示，香港在全球149個國家及城市中排行第71位，可見市民並不怎麼快樂。
「我覺得香港人的心理質素真的比較差，特別對比十多二十年前。」社會企業「樹洞香港」創辦人陳健欣如是回覆《香港01》。他指出，《刺針》醫學期刊曾在2020年刊登一份研究論文《香港重大社會動盪期間的抑鬱及創傷後壓力：橫跨十年群組研究》，而這項研究結果顯示香港人的抑鬱症狀及創傷後壓力症狀比起2009年時大增了10倍。
根據研究報告的抑鬱嚴重程度調查（Level of depression severity, PHQ-9），在第一波及第二波（即2009年三月至2014年三月）調查，並沒有受訪者具有嚴重（Severe）抑鬱症狀，即使是呈中度嚴重（Moderately Severe）及中度（Moderate）症狀的受訪者佔比也只是單位數字，輕微（Mild）症狀的受訪者則佔十多個百分比。可是，當研究進行至2014年「佔領中環」期間，具輕微症狀的受訪者急劇上升至約25%，中度症狀的則升至接近10%，亦開始出現有嚴重症狀的趨勢。至2019年反修例風波，輕微症狀的流行率已接近40%，中度症狀則已超過10%，嚴重症狀的流行率亦在十年間持續增加。
創傷後壓力症狀的流行率有更明顯的上升趨勢，從2015年中的5%以下，激增至2019年中約30%。「報告中有兩個關鍵點，一個是2014年，另一個是2019年，在這兩個時間點中，香港人的精神健康狀況急劇下降，疫症更令這件事情雪上加霜。」陳健欣強調，要令人類健康需要不同的元素，包括人與人之間的連繫、群體歸屬、探索新事物，甚至是自身的成長，而這些都是人與生俱來的心理慾望；只是，在2020年之後的香港，市民要滿足這些慾望都是甚為困難，而追星文化就成為了他們舒緩情緒的出口。
陳健欣認為，MIRROR正正符合香港人需要的心理條件，而團體成員的故事亦與香港大氣候相當呼應，令香港人容易出現共鳴感。例如大家對姜濤的「發跡」故事朗朗上口，他在中學是一名「肥仔」，亦不特別受歡迎，但透過自己努力成為如今首屈一指的巨星，連他居住的銅鑼灣也被稱為「姜濤灣」；他也是一位有遠見的年輕新星，曾在2021年叱咤樂壇頒獎台上稱：「我在這個地方可以很有信心地說，我們一定會是亞洲第一。」陳健欣表示，有些香港人自認為是受打壓、處弱勢的一群，於是便對姜濤有種願望投射，希望像他一樣發奮自強、出人頭地。這也正是李展鵬所提及的情感認同。
那麼，從MIRROR的狂熱所折射的香港人的心理需求，又反映社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