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文化．三｜「市場價值」主導建築文化　空間難有共鳴

儘管古物諮詢委員會明文規定「歷史建築」評級標準，但香港的保育建築文化發展總是出現不少變數。這源於普遍市民對建築文化的誤解，以及社會基於意識形態不一而產生應否保留殖民建築的爭議；再加上建築保育一向處於被動狀態，有不少極具歷史意義和社會價值的歷史建築都因商業需要而被拆卸。當作為歷史文化載體的建築物漸漸流逝，香港又何以「說好香港故事、說好中國故事」？

建築物非意識形態載體

殖民歷史折射民族屈辱，有人因而對相關歷史建築心生厭惡，尤其是標榜不平等權利的西式古典建築。不過，香港大學建築保育系前副教授李浩然及嶺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徐頌雯均認為，香港不需為此而進行「建築物去殖化」。

「讀保育的人比較實際，如果真的要保留，並不會想到這代表英國或殖民，只會想到『集體回憶』的問題。」李浩然認為，將建築或文物去殖化是一種政治表態，他英殖遺留的郵筒為例，指郵政局向來對於保育舊郵筒的態度正面，但到2015年時卻以「不合時宜」、「容易混淆」為由，打算遮蓋皇冠標記，引起不少郵筒「發燒友」的反對聲音。

「為什麼那些發燒友對此反感？因為他們喜歡這件物品的『原汁原味』，（把郵筒）鏟淺了就不美，其實只是很簡單的心態。」李浩然重申，在保育角度而言，殖民歷史完全不是一個考慮，最主要考量只有居民與建築物的聯繫，建築空間能否與人產生共鳴。他又以九龍寨城公園作為例子，公園以中式江南園林設計，有不少中式涼亭，但市民喜歡到公園休憩並不是因為它充滿中式元素，而是空間設計可取，提供多元化的休憩用途。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曾於2015年撰文表示，當年復修完成的終審法院大樓雖是英治時期司法制度的代表，但當時中央政府駐港機構與內地司法部門的首長都出席了啟用儀式，可見強烈主張去殖的人，並不會將具有回憶及代表性的大樓視為「去」的對象。

徐頌雯亦提出類似論點，她認為在建築物上不需要「去殖化」，而事實上內地還有不同時期被外國佔領後所留下的大量西式建築，中央政府亦對古蹟予以尊重，例如廣州的沙面島因過去英、法兩國相繼殖民要留下不少歐式建築，而現時沙面島已成為文物保育區：「我不認為香港需要去除殖民建築方可找回自身文化，因為殖民歷史是一個事實，我們又怎能將一個地方的一段百年歷史遺忘掉呢？建築物是一個文化載體，我們對於一些回憶、文化、歷史，是需要一些實體的事物將其展現，建築物就是其中一項。」

隨着近年本土思潮與「陸港區隔」思維崛起，「去殖化」成為特區政府的考題。因為有人認為是「殖民主義」助長本土思潮，坊間更出現形形式式的「去殖化」言論，殖民時期建築物也首當其衝成為目標。然而，建築物是香港文化的載體之一，是歷史的憑證，亦僅此而已。或許這些建築物會讓人想起殖民時期的情景，但這些回憶只是市民的生活記憶，不應被加諸意識形態意義。再者，有不少建築物已成為了國內外對於香港的印象，如因政治因素而扭曲文物古蹟的保育價值，最終流失的就是中西交匯的文化底蘊。

「商業主義」無法「以人為本」

「去殖化」的迷思無疑成為了推動香港文化的阻力，但這並非唯一原因。事實上，因「去殖化」而被拆卸的建築數量微乎其微，主要都是基於發展壓力而被拆毁重建，近年的皇都戲院爭議便是其中一例。皇都戲院於1952年落成，曾於1995年遭受火災影響，並在1999年被改作桌球室及小商戶，而市民向來沒對其加以重視。直至市民的保育意識增強，才意識到它是一棟二戰後僅存的早期戲院。發展商對於該地段「虎視眈眈」，逐一收購該物業店舖，令皇都戲院面臨拆卸的危機，後來因受廣大市民關注及傳媒報導，方才於2016年成功促使古諮會將戲院評為一級歷史建築。

皇都戲院是一個幸運的例子，但有不少歷史建築在未有評級或未被發現其價值前已被發展商甚至政府清拆。香港建築評論家方元於2001年撰寫《後殖民文化中的香港建築》一文，當中提及回歸前後的香港建築文化是由「商業主義」作為核心，而建築文化的潮流不再是由建築師主導，而是受發展商左右，包括保育與清拆、建造方式和建築風格。

明愛專上學院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陳慧燕認為，現時香港建築最大的問題不是因為「商業主義」作主導，而是香港的「商業主義」大多數無法「以人為本」。陳慧燕以1970、1980年代的私人樓宇及戰前唐樓作為例子，指出當時由發展商興建的居所也是充滿空間感，但反觀現時的私樓的樓宇空間感極少，看起來一式一樣，感覺毫無美感，「這是因為（建築）不是以人為本，而非『商業主義』的問題。政府的建築也不美，但它絕對不是商業用途，它不美的原因是這項建築是權力的彰顯。」

「市場主義」主導建築文化

有人認為，香港成為了資本主義社會，「金錢至上」的追求也是建築文化「沒落」的原因，但陳慧燕不以為然：「人們很多時都會認為歐洲的建築很美，但有不少歐洲國家都奉行資本主義，所以這不是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是受「市場價值主導」所影響。

「市場價值主導」與「商業主義」存在分野，前者較為關注該建築物能否將盈利最大化，後者只代表該建築物是商業用途或發展商希望能從建築項目中取得盈利。因此，後者設計時或有美學或社會價值的意念，而前者的唯一價值就是「金錢」。在市場價值主導之下，建築就會變成陳慧燕所指「一式一樣」的外觀，以及空間感極少的納米樓。

事實上，建築風格一直與政治、經濟， 以及社會環境的轉變式式相關。陳慧燕認為，造成「市場價值主導」的原因就在於香港在1980年代的經濟轉型，影響了建築的面貌或整個城市的型態。她又指出，香港經濟轉型歸根究底是全球化的影響，在全球化之下，每個國家、城市都可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而國際金融中心所需要的是能夠滿足商業需要的摩天大樓；整個城市也彷似變成一座商品，就連建築保育也要以經濟為本。

在市場和權力的壓制之下，升斗市民似乎對此毫無招架之力，陳慧燕則表示民間其實有些方法與這種建築文化抗衡，例如外傭在星期日會利用港島不同空間作聚會，與兩旁的摩天大樓形成對比，在狹縫之下建構文化生活；而隨着時代的轉變，市民對於建築美感意識逐漸提升，可多參與民間團體舉辦的社區遊，發掘更多的公共空間。當然，如要充分保育香港的建築文化，單靠民間的力量並不足夠，政府與商界同樣要發揮他們的功效，在興建或拆卸建築前考慮市民的需要，令建築文化回歸「由下以上」的決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