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dpanda罷工｜香港零工經濟政策到底有多落後？

香港主要外賣平台之一Foodpanda送遞員上周六（11月13日）發起罷工，至周四（11月18日）與資方會面後結束。對大多數市民來說，這只是一場見慣不慣的勞資糾紛，而且資方正面回應大多訴求，事件可以圓滿落幕；然而，這場短短的工潮所折射的，卻是新興零工經濟模式的極大挑戰，因為外賣平台並不承認與送遞員的僱傭關係，而特區政府亦未能與時並進地為這些看似「自由」的自僱人士提供足夠的工作保障，導致他們備受剝削和限制。可以預見，如果特區政府再不正視零工經濟所衍生新型工作關係，並為相關企業和工作者訂定合理權責，日後衝突難免再起。

真假自由？外賣員真假「自僱」定義模糊

Foodpanda工潮事源Foodpanda今年首10個月反覆修改條款，當中包括扣減送遞員服務費底價，至今每單累計已剝削約10元，而且不時停止他們接單或對他們胡亂派單，導致他們流失不少賺錢機會。200至300名送遞員遂於上周六及周日發起罷工行動，提出多項要求，包括最低服務費水平每張單不能低於50元（電單車手）及30元（步兵及單車手）；當送遞員有理據地拒單、轉單時，不應強制暫停或提前完結送遞員的更份，或凍結送遞員的賬號；取消削減孖單的服務費政策。事件經兩場勞資談判，於周四結束。

可是，由零工經濟衍生、涉及香港就業市場的平台工作問題，根本未有解決。

零工經濟是指工作者通過互聯網平台快速匹配服務予有需求者，經平台調配，工作者按需工作的新型經濟模式，服務提供者以「獨立承包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也即「自僱人士」身份與平台簽約。零工經濟乃大勢所趨，新冠病毒疫情持續影響市民日常生活，外賣平台市場需求變大，越來越多市民以自僱人士的身份與平台簽約。

全港目前未有整體平台工人數目，但據三大外賣平台Foodpanda、Deliveroo及Uber Eat日前回覆傳媒查詢，前兩者分別都有超過1萬名送遞員，Uber Eat也有逾5000人。

然而，現時未有法例釐清「自僱人士」的權益及概念標準，倘若按照工作事實與合作關係來看，這些送遞員究竟是否屬於自僱人士也令人存疑——簡言之，他們的工作權益未必獲得保障。以Foodpanda為例，一開始根據《僱傭條例》以僱員合約形式聘請送遞員，保障員工享有薪年假、強積金供款等權益，收入為基本時薪加上訂單分成；但在2018年未，Foodpanda改與送遞員簽訂《獨立承包人服務協議》，當中規定送遞員是自僱人士，與之不存在僱傭關係，他們也不擁有任何員工福利。

擁抱自由僱傭關係VS更加不合理剝削

根據勞工處資料，區分僱員及自僱人士的常見重要因素有五點，包括是否對工作程序、時間及工作方式等安排的控制權；是否擁有工作時所需器材、工具及物料的生產工具；是否有權自行僱用幫工協助工作；是否自行經營業務及負上投資及管理責任；對業務財政風險的承擔。

然而，即使送遞員可自行掌握工作時間及工具等因素，但弔詭之處在於，作為「獨立承包人」的送遞與平台處於「合作關係」的同時，始終處於被動的地位，對於服務費、津貼福利有單向控制權，面對朝令夕改的平台規則，送遞員毫無議價能力。例如今年7月，Foodpanda便曾因降低服務費底價引起送遞員不滿，引發他們到Foodpanda上環辦公室要求與公司代表直接對話，並提出提高服務費底價、制定有效的接單率申訴機制等五大訴求。類似的情況已反复發生，難免讓人質疑，送遞員存在「假自僱」的現象。

在曖昧的界限之間，送遞員能享有的權益及保障也模糊起來。即便互聯網外賣平台靈活、自由，但系統規定，出勤率、評分和取消派更率會影響送遞員排名。曾有送遞員反映，對排名過分看重、追求送遞速度容易導致精神緊張，從而遭遇交通意外，如若不提前24小時通知平台取消排更，則會影響個人排名，而排名決定送遞員可選擇的工時時段及數量。因此，為保證個人排名，送遞員必須準時上線、盡量減少踢單、盡量獲得更高評分，被迫困在平台制定的規則中。排名規則更像是平台變相對外賣員全方位的隱形控制，使得合約中聲明的「合作關係」，變成不公平的單向控制。

不僅如此，送遞員收到的意外保險賠償額遠遠少於一般數目，工聯會曾有調查顯示，51%受訪者表示不知道平台有為送遞員提供意外保險——這對於常年在外奔波送貨、面臨安全風險的送遞員而言，無疑是「剝削」。

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組織幹事何鴻興指出，不少送遞員，尤其是參與罷工及示威的多數南亞裔人士倚靠送外賣的收入養家糊口，平台輕而易舉的改動會對他們的生活掀起風浪，加上疫情期間曾多次有顧客寫明「拒絕南亞裔人士送餐」，壓抑已久的不滿在本次罷工中爆發。

外賣平台只是零工經濟的形式之一，互聯網本可以幫助外賣員等服務提供者進入全新工作模式，並創造更多機會及收入，但特區政府卻未與時並進針對這種新型模式修補法律空白，如不明確箇中細節，零工經濟並不能讓送遞員等服務提供者享受到互聯網靈活自由的紅利，反而使得他們面臨更嚴重的剝削。

何鴻興還表示，這樣的剝削狀況難以被打破，即便勞工意圖證明自己與啤平台擁有僱傭關係，可享有合法權益，但平台公司有法律團隊，相較於基層勞工，二者在冗長的法律程序中高下立見；即便裁定僱傭關係成立，公司也可上訴，有資本與實踐和勞工周旋，「他們（送遞員）通常也會擔心律師費、訴訟費等問題，進而放棄維權。」

零工經濟興起已久，而政府似乎在勞動保障方面毫無寸進。根據立法會秘書處製作的《選定地方就加強保障獨立工作者的政策檢討》報告，勞工處2017年接獲22宗關於「假自僱」的投訴，並離地地回應道，已採取「加強公眾教育」、「為相關工作者提供諮詢或調解服務」和「加強巡查與執法」三大措施打擊假自僱。然而，《僱傭條例》至今都沒有涵蓋包括零工在內的自由工作者權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曾在2018年回答提問時表示，政府暫時沒有計劃擴大《僱傭條例》的涵蓋範圍。

是次罷工風波又一次提醒政府，不能再逃避，必須盡快釐清概念，正視零工經濟中存在的勞動保障問題，以助零工經濟良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