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刺警案｜精英學子的錯與罰：勿讓教育變成一種擺設

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上月初（7月7日）通過「感激」七一刺警案疑兇梁健輝「為港犧牲」動議，引發軒然大波。事後學生會緊急撤回議案、公開道歉、集體辭職，但都於事無補——一方面，警方國安處已經正式拘捕並起訴四名主事學生「宣揚恐怖主義罪」，至今只有1人獲准保釋；另一方面，港大也已宣布不再承認學生會在校內地位，並向30名學生發出禁止進入校園及使用大學設施的命令，至日前（9月1日）才對當中18人解禁，又冀學生深刻反思自己言行、恪守道德責任。其他學生固然需要為錯誤行為付出代價，但負責「教育」他們的所有群體都不能獨善其身。

事實上，七一刺警案及其後續，全都引發不少爭議，亦迫使社會重新思考道德底線。例如，自2019年反修例風波以來，市民對暴力行為的容忍和接受程度有所提升，以至於當梁健輝疑因對政局不滿而向警方施襲，人們竟然會在「同情」和「譴責」之間來回搖擺。不過，當港大學生會評議會通過名為「評議會對梁健輝先生逝世深表悲痛； 向他的家人和朋友表示同情和慰問； 感激他為香港作出的犧牲」議案之後，大多數人開始明白肯定任何施襲及自殺行為的話對社會影響深遠，並有感這群香港最高學府子弟的道德觀念出現重大偏差——只是，很多人當下似乎仍難收拾心情去認真討論，而是帶著痛心又憤懣、惋惜又震驚的情緒。

一般認為，大學生作為社會群體中思想最為前衛、社會責任感和愛國意識最強、保守觀念最少的一群人，又擁有一定學識儲備和政治理想，理應能夠在不同的政治運動中不斷學習，從而找到更好的方法推動社會進步。然而，從近年學生踴躍參與社會運動的實況來看，他們似乎發展出了另一種面向，會以自己相信的價值追求凌駕一切社會規則，對法治的觀念越來越弱，對極端行為的支持越來越高。

問題是，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差錯，才能導致社會運動和學生行為出現偏差？如果家長、校方、政府及社會能夠及時合理應對，是否可以扭轉結果？

是「朋輩」的錯？

「學生的價值觀往往直接受同輩的影響。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結識到一群優秀的、思想正向又積極的朋友，大家就會相互促進成為卓越的人。反之就容易走到錯誤的方向。」曾任世界教育研究學會會長的香港教育大學榮休教授鄭燕祥點出其中一大因素。他認為，「同伴」在人的行為發展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學生們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學校裏，他們通過一齊參加不同的活動，形成非常緊密的同伴關係，並在互相支持之中，影響自身發展方向。

正如古人云「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年輕人處在躁動不安的人生過渡期，想要探索新的世界、作出新的選擇，難免衝動、容易從眾，甚至迫切需要尋找群體歸屬，而當他們與問題行為較多的夥伴有著密切的交往，的確會直接增加自身問題行為出現的概率，甚至走向犯罪。

德國心理學家艾力遜（Erik Erikson）有研究理論指，大學階段正是年輕人形成「自我認同」的重要時期，主要心理特徵就是「自認與迷亂」(identity ＆ confusion)——會先通過了解自己的特點，找到自己應該扮演的角色，從而決定如何處理問題；然而，年輕人在與社會契合的過程中，通常會發現明顯的落差，導致自我認知的崩潰，漸漸在反抗現實中迷失了自我，變得消極、失望、不滿現狀，並把「自我認同」的困難推諉於社會的不公不義，嚴重者可能出現偏激反叛的行為。正如反修例期間，不少年輕人總是高呼「是你（特區政府/特首林鄭月娥）教我和平示威是沒有用的」，以此合理化不斷升級暴力、破壞法治的行動。

是「大學」的錯？

大學原本也是年輕人通向自我作主和擔起個體責任的必經階段，得以在犯錯中學習人生。可是，「同伴」往往會對彼此的行為失當視而不見，反而給了年輕人更大的試錯空間，甚至造成行為錯覺——大家是命運共同體，只能「齊上齊落」，而能在「大冒險」的刺激中找到傾訴「真心話」的好夥伴，又變相鼓勵大家再次冒險，從而落入錯誤泥沼，難以自拔。

不過，即使「同伴」會互相影響，但年輕人的問題從來不是與生俱來，而教育張力的寬嚴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著學生的走向。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研究講座教授張炳良早前接受《香港01》訪問時提到，大學生的世界單純得如同他們的青春，往往不加修飾、肆意張揚，而且善惡非常分明，但也正因為此，大學施教者的責任舉足輕重，無論是「拉過來」還是「推過去」，分分鐘都在形塑著學生的精神面貌和行為習慣。

可惜，在不少人眼中，大學教育的重點並不在於此，而是互相競爭資源和學生。「輸贏只是相對標準，贏就是好嗎，分數高就是最好的嗎，教育點解只鼓勵輸贏，重視分數，用成績判斷學生的優劣？」香港大學前副校長兼榮休教授程介明向發出這樣的詰問——這種競爭真的會促使學生更好地發展嗎？會令學生的未來更加幸福嗎？有理由相信，即使是在學時科科奪優、畢業後擁有高薪厚職的天之驕子，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從沒有人深刻反思。

是「社會」的錯？

不過，既然年輕人的問題不是與生俱來，當然也不能完全推搪成大學教育的問題。事實上，家庭的疏忽和社會的渲染，往往也會導致錯誤的發生。例如根據警方統計，截至今年4月，共有超過1萬人在修例風波中被拘捕，當中40%是學生，而最小的只有11歲。

當這些孩子被過早的推入社會，他們的幼年的天真開始消解，但成人的姿態還未完整建立，就會無可避免地跟著社會鼓吹的方式生存。2008年上映的真人真事改編電影《伊甸湖》（Eden Lake）就呈現了一個發人深省的教育故事：一對成人情侶Steve和Jenny到伊甸湖度假，遭到一群胡作非為的青少年的不禮貌對待而引發衝突，最後慘被瘋狂報復，其中Steve被凌虐致死，Jenny則在幾經逃亡過後，被其中一個青少年及其父母殺害。在《伊甸湖》，那群年輕人所身處的社會環境本就充斥著暴力，而當他們遇到問題時所能想到的唯一解決辦法就是使用暴力；可是，他們的父母、師長、鄰舍乃至整個社群，不但沒有擔起正確管教的責任，反而會以「他們只是群孩子啊」來合理化一切本不合理的行為。

心理學始祖弗洛伊德有言，孩子們都想過不道德的、不合理的事，並都有可能付諸於實踐，因為他們缺乏善惡判斷力。成年人懂得權衡利弊，不會一往無前地橫衝直撞，但少年會。某種意義上來說，青少年就像一隻隻未經馴化的小獸，需要在家長、學校、社會多方成年人的幫助下成人——這也才是教育的作用，但如果當中的任何一環失責，後果不堪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