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化．四】誰說窮人沒有生育權利？
環顧亞太各國和地區，同樣面對人口結構問題的日本、韓國、新加坡和台灣早已採取一系列政策來提高生育率，試圖盡早分擔未來的財政及醫療壓力，達到社會可持續發展，而其中又有什麼人口政策值得香港借鑑？假如香港政府需要從根源上鼓勵生育，又應該怎樣去做？更重要的是，如何令社會更加宜居？
人口老化系列四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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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在經濟負擔重，養育成本高
因此，鼓勵生育的關鍵還在於政府能否把握住抑制港人組織家庭的關鍵，同時去除經濟負擔重、養育成本高的生育障礙。對香港市民而言，高昂的樓價早已成為港人婚姻和生育上的一道門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同鈺瑩直言：「說到底還是樓價太高。」性空間不足、「窮人無生育權利」等引起港人無限共鳴的話題，亦正好道出香港市民對社會現狀的無奈，以及經濟結構的扭曲。
香港樓價高人所共知，在發展商囤地、炒高樓價之際，香港公屋輪候冊上的平均輪候時間達到5.8年，市民苦苦居住於狹窄的生活空間之中，自然會影響結婚和生育意願。政府要在建屋問題上急起直追，同時亦可借鑑新加坡政府的人口政策，將住房與結婚生子相互結合，藉此減緩老齡化的趨勢。
新加坡不但在住房投入大量資源，甚至提供住房政策，讓未正式登記結婚的情侶可優先申請組屋。情侶可以向政府繳交訂金申請組屋，一般須等待一至兩年便有房可住。惟政府要求情侶在申請組屋後必須在半年內結婚，不然會沒收訂金和取消申請。年輕的夫婦也可以申請中央公積金住房補助（如家庭補助和額外中央公積金住房補助）以購買組屋。
此外，在現行的「育兒優先配屋計劃」（parenthood priority scheme）下，新加坡政府會向在等待入住組屋期間的育兒家庭提供半價或以上的租房折扣。2019年9月，當地政府和建屋發展局公布了最新的額外安居津貼（Enhanced CPF Housing Grant，EHG），新婚家庭在預購組屋或轉售組屋時，均可享有最多八萬新加坡元（約46.54萬港元）的津貼。另外，新婚家庭申請的組屋離原生家庭愈近，政府會提供最多三萬元新加坡元（約17.45萬港元）的補助，藉此拉近跨代之間的距離。
相比之下，新加坡單身族要35歲或以上才可以申請組屋，購房和租房補貼也會比夫婦少。這樣看來，上述政策或許有些「歧視」單身族，卻能減輕家庭的住房負擔，降低結婚的住房門檻。陳夢妮指出，「這樣才能讓年輕人放下對住房的憂慮和結婚的壓力。」
消除全職女性生育顧慮
然而，單單以住房來鼓勵結婚生育，並不足以扭轉社會老齡化和少子化等問題，特別是在女性經濟地位提升、單身文化和晚婚觀念等因素影響下，政府更需要順應現時「晚婚晚育」的趨勢推出相應政策，以掃平全職女性的生育顧慮。
新加坡與香港同屬晚婚社會，當地政府留意到女性愈來愈重視自身職業的發展，會把婚後的生育計劃推遲至30歲或以後，故此向夫婦提供生育治療補助，並報銷其中75％的治療費用。陳夢妮形容，「生育治療補助能夠讓女性有更多選擇，消除（女性）因晚育而帶來的高額醫療成本的顧慮。」
雖然香港政府曾揚言要增加輔助生育診療服務的供應，但2017年，公立醫院的體外受精輪候時間仍需等候5至18個月；私家醫院的等候時間雖然只需兩個月，惟檢驗服務或自購藥物均須自費，政府不提供生育治療補助， 這無疑成為了全職女性計劃晚育的一道障礙。
事實上，政府多年來只是口說要消除生育的阻礙，實際上依然沒有建立一個「家庭友善社會」，雙職父母往往因擔心未能解決照顧子女的問題而擱置生育計劃。
所謂「家庭友善社會」，即以家庭的需求為導向，在養老和育兒上推出政策為家庭減壓，同時為想繼續投身工作的女性或在職母親減輕負擔，讓她們可作選擇，而非被迫放棄工作。在這方面，香港有意仿傚新加坡政府建立「家庭友善社會」，並「建議」僱主配合員工的家庭需要，為其提供婚姻假、家長假、恩恤假等特別假期。可是迄今為止，香港本地僱員法定產假只由10周增至14周，比新加坡的16周、丹麥的18周及內地各省約18至25周的產假還少；而男士侍產假只由三天增至五天，遠遠低於新加坡、澳洲政府資助兩周有薪侍產假的水平。
更為無奈的是，香港的家庭特別假期只留在「建議」層面，未有仿傚新加坡政府主動立法，資助育有七歲以下兒童的父母享有每年六日的「兒童照顧有薪假期」（childcare leave），而育有7歲以上、12歲以下兒童的父母能每年享有兩日的假期。此外，新加坡政府還推出了一系列的鼓勵生育措施，包括一次性最多8,000新加坡元（約4.65萬港元）的生育獎勵、退稅政策，又設立「嬰兒花紅」和兒童培育賬戶，以家庭和政府配對的形式為新生人口儲蓄，與市民共同承擔生養子女的責任，從而降低生育門檻。
與之相反，香港父母要獨自承擔平衡職務與照顧幼兒之間的責任，在工作和家庭間來回奔波。有此等苦況，香港的新婚夫婦會「恐育」也是理所當然。
可以想像，增加產假、家長假等有薪假期，以及推行彈性工時或地點等措施，確實能夠幫助在職家庭平衡工作與家庭責任，亦有助消除生育疑慮。但不是所有企業都能理解推動「家庭友善社會」有利於社會長遠發展，並願意承擔僱員多放幾天有薪假的損失。
早在2003年，新加坡勞、資、政府三方組成的工作與生活平衡策略委員會便制訂了推動僱員工作與生活平衡的策略及措施，並設立工作與生活和諧津貼，向當地公司發放上限為每間公司16萬新加坡元（約93萬港元）的補助，以彌補彈性工時或地點對企業的損失，同時激勵業界推動「家庭友善社會」的倡議。陳夢妮形容，「這種做法不是強迫企業推行，而是激勵企業，讓企業有動力推動，這樣才有意義。」
隨着經濟、文化和結婚觀念的改變，新加坡的結婚率和生育率皆呈下降趨勢，但經過新加坡政府歷年的政策支持、降低結婚門檻、減輕家庭生育壓力、努力建立「家庭友善社會」，情況似乎有所紓緩。據新加坡統計局的資料，近十年的「粗結婚率」（Crude Marriage Rate，指一年內1,000人中結婚的比率）只有2019年的5.9‰為最低，其餘皆為6.1‰或以上；雖然總和生育率遠遠未有回到2的人口更替水平，但近期下降趨勢有所減緩，維持在1.2人左右。
誠然，政府要鼓勵生育，就需要投放大量的資金、設備和技術，但即便如此，亦未必能即時扭轉人口老化和少子化的趨勢，往往要五年甚或十年才初見成效。但是，當多份政府統計報告都指出，十年以後香港將會步入「超老齡化」社會，社會生產、消費形式都會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即使香港「快馬加鞭」增建安老院舍，都未必有相應的勞動人口照顧老人起居所需。假如政府仍抱持舊有的「少干預」政策思維，最終衍生的社會問題，還是要由市民承擔。
多樣化政策滿足不同需要
陳夢妮認為，政府不應將鼓勵生育理解為「一種生活模式」的倡導，更不要「強迫生育」，反而要推出多樣化政策，滿足不同人群的需要，「有些女性想在家裏帶小孩，所以你不可以逼迫這些人出去參與勞動；有些女性想單身，你也不能逼迫她，反而要考慮到她們各自的需要。」
「如果政府要鼓勵婦女工作，便要提供相應的幼兒設施，它需要政策相互匹配，創造家庭友善的環境；即使是延長老年人的退休年齡，也要有相應的社區和公共設施去支持。」陳夢妮認為，「要以人為本，為此可以稍微放緩經濟增長，讓港人能有較好的生活素質，這對香港長遠發展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她坦言，「假如一直追求高速的經濟增長，是不一定能持久的。雖然經濟高速增長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目標，但政府可以推出一些政策，平衡經濟增長和市民的生活素質，從長遠來看，香港的社會反而能夠持續發展，也能夠穩定下來。」
或許婚姻和生育在東亞高收入地區愈來愈不受女性歡迎，但疫後香港出現的「人口崩塌」，無疑令人口老化和勞動人口不足等結構性問題惡化，假如政府仍然「視而不見」，盲目追求經濟增長，無視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即使市民願意結婚生育，在高昂的樓價、生養成本面前，只怕會「有心無力」。因此，政府應該推出更多干預性和適應性人口政策措施，立法推動「家庭友善社會」，為市民掃平生育的障礙，減緩老齡化和少子化趨勢，令城市更加宜居。
上文節錄自第265期《香港01》周報（2021年5月17日）《「少干預」人口政策 「少子化」後患無窮》。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