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化．三】掃平生育障礙 推動家庭友善社會
香港政府不只在人口政策上未有鼓勵生育，亦未能夠提供一個家庭友善的環境；當社會、經濟文化都在抑制生育意願時，政府卻未加以引導，甚至令相關問題惡化。但比起「因噎廢食」，政府更應該思考：怎樣的人口政策才能在疫後「有效地」提高出生率？鼓勵生育的關鍵又是什麼？當香港還在「等埋羅局長思考」，環顧亞太各國和地區，同樣面對人口結構問題的日本、韓國、新加坡和台灣早已採取一系列政策來提高生育率，試圖盡早分擔未來的財政及醫療壓力，達到社會可持續發展，而其中又有什麼人口政策值得香港借鑑？假如香港政府需要從根源上鼓勵生育，又應該怎樣去做？更重要的是，如何令社會更加宜居？
人口老化系列四之三
系列文章：
疫情下各國人口崩塌
事實上，整個東亞高收入地區都面臨着人口老齡化等問題。即使如內地般擁有龐大人口，也出現「人口崩塌」的先兆。據上周二（5月11日）國家統計局發表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內地的出生人口規模持續下降，由2019年的1,465萬跌至2020年的1,200萬。少子化危機有進一步加劇的趨勢。
當然，在疫情等引致社會不穩的情況下，市民的生育意願會有所影響。但事實上，東亞高收入國家和地區早在疫情之前已出現出生率低的人口結構問題。在多份報告當中—美國中情局出版的《世界概況》、聯合國的《2015年世界人口前景》，日本、韓國、香港、台灣、新加坡的總和出生率早已位列倒數。
以日本為例，近年當地的少子化速度加快，疫情的出現更令人口結構問題進一步惡化。日本總合研究所去年底發表的預測顯示，2020年日本的出生人數將會降至84.8萬人，至2021年恐會進一步下滑至79.2萬人。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家星野卓也亦在去年底根據當時的出生情況進行試算，得到日本人口恐在2049年跌破一億人大關的結論。
早在2018年，韓國的總和出生率已跌破1，換言之，平均每名育齡女性生育的子女數量不到一名。當時韓國統計廳預估，整體人口將在2028年後開始呈現負增長。疫情的出現加快了人口負增長的趨勢，韓國行政安全部今年1月初發表的人口統計結果顯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韓國的整體登記人口較前一年減少了20,838人。
至於近期疫情「失守」的台灣，雖然去年早早便從新冠疫情中恢復過來，但據台灣內政部統計，去年全年新生人口僅16.5萬人，迎來了死亡數超越出生數的「人口交叉」，整體人口亦呈負增長的趨勢。
在少子化及高齡化的趨勢下，社會的生產、消費水平以至勞動力供給，都會隨着人口結構老化、工作年齡人口減少而有所影響；為此，上述國家或地區都推出不同的干預性和適應性人口政策，以緩和人口老化、勞動人口不足等問題。可是，要真正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還須從鼓勵生育着手。正如德國科隆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研究所研究員陳夢妮指出，只有鼓勵生育、通過本地新生人口來減緩社會老齡化和少子化的趨勢，才能夠從根本上、可持續地解決人口結構的問題。
可是，要真正做到提高生育率，既要掃平家庭生育的障礙，又要能夠鼓勵市民生育，但隨着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個人收入和住房都成為了結婚的門檻，而生兒育女背後的生養、教育成本和種種責任，都在促成低結婚率和低生育意願的趨勢。
投入大量資源仍未見效
為了減緩老齡化和少子化所形成的社會問題，東亞各國和地區政府都在投入大量的資金、設施，以及提供大量的假期支持家庭生養子女，並推出眾多激勵性的措施，以鼓勵市民結婚和生育。
陳夢妮指出，不同國家的人口政策傾向並不一樣。日本政府的重點在為年輕人提供一個更好或更穩定、更高收入的工作。比如政府為支援年輕人結婚生育，於2018年實施「地域少子化對策推進發放金制度」，對在結婚當天未滿34歲的夫妻發放結婚新生活支援事業補助金；如果夫妻雙方的年收入總額（稅後）不到340萬日圓（約24.1萬港元），作為婚房的購置費或租金、搬家費，最多可補助30萬日圓（約2.13萬港元）。
韓國政府則從提供幼兒設施方面着手，創建有利於生育、養育的社會環境，建立更多幼兒設施，以更便宜的價格提供育兒和支援服務，包括孕婦、新生兒和在職父母的生育支援服務，以減輕家庭養育兒童的成本。
新加坡政府則偏重於住房，並以文化政策相配合。一方面，讓新婚夫婦在申請HDB組屋時有優先權，並可以更優惠的價格購買新建組屋（build to order）和二手組屋（resale）；另一方面，政府設立社會發展網（SDN）支持和監督私人約會機構，提供約會服務；另外，政府亦會向家庭提供現金獎勵、俗稱「嬰兒花紅」的兒童扶育共同儲蓄計劃，以及兒童培育賬戶（CDA）共同儲蓄計劃。
台灣政府早年提出「0到6歲國家跟你一起養」等育兒方案，對家庭提供生育津貼和育兒補助，以獎金形式鼓勵市民生育，惟未見成效。日前，台北市政府宣布將會在2021年針對市內的低結婚率推出「結婚獎勵」，以鼓勵市民結婚生育。
上述國家和地區的人口政策都有不同的偏重，總體來說，都在致力降低結婚、生育的門檻，並減輕家庭的產前和育兒成本。雖然各地政府為扭轉人口結構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但總和生育率仍未見回升，2019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為1.36人、韓國為0.92人、新加坡為1.216人、台灣則為1.218人。有人認為，原因在於東亞高收入地區的文化觀念發生改變，令生育、結婚率下降。
當社會上人人疲於奔命，當看到婚後育兒生活會成為重擔，有誰會願意因為生育而令原本已苦苦維持的生活素質不升反降。面對如此的「生不如死」，結婚和生育率自然會下降。早前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葉兆輝在《明報》撰文，引用荷蘭格羅寧根大學（University of Groningen）教授Anne Gauthier對歐洲、日本、韓國和台灣家庭政策的比較研究，指出在日、韓、台地區，經濟負擔重、養育成本高是夫婦實現生育意願的最大障礙，惟上述政府的經濟支持佔養育孩子的實際成本比例非常低，以致無法有效提高夫婦的生育意願。
上文節錄自第265期《香港01》周報（2021年5月17日）《「少干預」人口政策 「少子化」後患無窮》。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