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者應從「沙嶺龕場爭議」當中汲取什麼教訓？
歷經11年，沙嶺「超級殯葬城」正處土地平整工程階段，但近日突然被建制派提上日程，認為鄰近尤其深圳居民強烈反對，質疑特區政府選址不當，或影響「粵港澳大灣區」。事件相當諷刺，計劃自曾蔭權年代提出，歷經梁振英及林鄭月娥兩屆政府，屢獲建制泛民支持，但各方似乎時至今日才得悉「居民不滿」。歸根究柢，問題在於從議會到政府的治港者們缺乏對「一國兩制」的正確認知，一則錯誤理解「特區邊境」，二則從來主張「區隔思維」。
沙嶺「殯葬城」早在2010年7月已有雛形，當時立法會討論到香港骨灰龕位飽和問題，並計劃在18區物色24幅可供考慮發展骨灰龕設施的用地，沙嶺墳場被擬定為其中一個建議用地。食環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於2012年10月11日提交北區區議會討論，受大部份區議員支持，並在2012年12月11日提交立法會討論。建制及泛民議員當年對計劃表示支持，其討論則圍繞沙嶺預計提供的骨灰龕位供應是否足夠及配售公眾骨灰龕位的問題。即使當時已知道選址鄰近羅湖口岸，但無人提出過要顧及對岸居民的意見。2013年1月9日，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計劃的撥款，譚耀宗、劉慧卿、胡志偉等人只質問過有關交通的問題，最後撥款亦經議員表決通過。當時中央及特區政府未提出「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但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港深融合」的初步概念早於1994年的「深港粵港經濟銜接研討會」上討論過，即使內地當局未提倡「大灣區」，從政者早應要具備基本的深港合作概念。
昔日支持「沙嶺龕場」今倒戈 從政者將香港「邊境化」
相關部門於2017年4月20日再次將計劃提交立法會審批撥款，陳克勤、陳志全、劉國勳等議員對政府在沙嶺興建大型骨灰龕場表示支持，討論與2013年的會議相似，主要詢問政府如何應付「殯葬城」啟用後的交通流量、掃墓日的特別巴士路線等。多名建制及泛民議員同樣「異口同聲」地同意撥款，只有羅冠聰、朱凱廸等共三位議員質疑火葬場造成的環境問題及保育問題而投下棄權票，但由始至終都沒有人提及過深圳附近居民的想法。直至計劃近期再提交至立法會，受深圳網民反對，昔日支持計劃的議員方才紛紛倒戈，當年「原則上不反對」的陳克勤議員更在會議上炮轟林鄭月娥不認真看待「大灣區發展」。
陳克勤表示，當年立法會批出撥款是因香港缺乏龕位，而當時「大灣區」概念尚未被提出。但據資料顯示，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當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中已首次將「粵港澳大灣區」納入《政府工作報告》，並提出粵港澳深化合作。概念早在通過撥款前已被提出，而建制泛民的從政者均未能考慮「大灣區」的發展前景。或許這是原於他們長年都在「一國兩制」下將香港「邊境化」，即使深圳與香港只隔一條深圳河，對他們而言卻是一條分隔兩地發展的鴻溝。
港府缺乏「港深融合」意識 或阻香港創科發展
特區政府對於「一國兩制」下的「港深融合」感忌諱，尤其陸港矛盾自回歸後不斷被催化、加劇，令本來已存有「區隔思維」的特區政府對「融合」一詞更敏感。香港市民誤以為「港深融合」將會等同於「一國一制」，令香港趨向「內地化」。「一地兩檢」爭議、2010年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等都表現出民間對「融合」的反彈，而受民粹主義影響的特區政府則多年來都不敢輕舉妄動。事實上，基於區域經濟發展的「港深融合」早已受大勢所趨，特區政府對於融合的抗拒性令他們缺乏對新界北區，甚至香港整體的發展前景。
例如特區政府近年來一直推動創科發展，但因缺乏完善產業鏈及營運成本高昂的原故，令其陷於「樽頸位」；相反，深圳有較完善的科研及生產實力，有眾多科技巨企進駐，正好符合香港的發展需要。深港兩地一直合作推動河套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兩地共同資助的「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相信特區政府應深明與深圳合作能帶給香港何等的創科前景。
另外，中環向來是香港傳統的經濟命脈，吸引不少跨國公司、中資企業及銀行開設辦公室。可惜，根據國際房地產顧問公司的《2016年全球城市報告》指出，中環因缺乏寫字樓供應，已無法容納新公司進駐，代表中環早在五年前已飽和，政府無法再將其視為「核心商業區」。發展局提出的《香港2030＋》內表示打算在九龍東興建第三個核心商業區，以疏導傳統中心極化問題。但若要與深圳共同發展創科，九龍東未必是唯一合適的核心商業區，而較接近深圳的新界北區應較適合成為商業區，以配合「深港融合」的新興發展。沙嶺受爭議的規劃可見政府並沒有「融合意識」的視野。例如，政府部門在規劃時忽視了「殯葬城」是建於文錦渡口岸及蓮塘/香園圍口岸附近，而這兩個口岸一直是「深港合作會議」其中一項主要的討論內容，政府又何解能在未與深圳溝通的情況下擅自於邊境地區進行規劃？
港視深圳為競爭對手 合作機制或失效
根據《香港01》引述消息指，政府高層受到有關壓力，正醞釀修訂方案，預計「殯葬城」規模將會「縮水」。問題在於沙嶺龕場已規劃多年，為何現時面對深圳突如其來的反對，政府似乎還是束手無策？這顯示特區政府與深圳政府的溝通尚有不足之處，才會釀成是次的邊境爭議。雖然香港與深圳受到「兩制」的限制，但依然存在「一國」的概念，香港政府應多運用「一國」的優勢，加強與深圳的溝通。特區政府每年都會與深圳市政府舉行「深港合作會議」，作為雙方的溝通橋樑，年中也閒時會有官員出訪深圳。雙方在歷年的會議中主要探討前海合作、創科合作及關口建設等問題，卻遲遲未能觸碰到邊境融合的問題。邊境融合與建設牽涉的是「兩制」的地域限制，不能再單靠每年一次例行會議的討論解決。事實上，就邊境發展，港深政府早已設立「港深邊界區發展聯合專責小組」，但就是次的沙嶺規劃，卻令人質疑這個小組是否能有效溝通。如要解除「兩制」的限制，特區政府更應設立不同專責部門，用於完善融合區內的司法制度、經濟合作，及研究香港與深圳在邊境區域的協同治理。
再者，「深港合作會議」表面上談論協同合作，但在發展上卻互相較勁。事實上，「大灣區」規劃遇上阻力的原因是，香港、深圳及澳門三地都有邊界分隔，而且都在爭奪「龍頭」。深圳等廣東地區的經濟及人口規模比香港大，但在金融、法制等方面卻是香港領先，因此他們之間更難以協調。近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香港科學園網上職業轉覽2021」 開幕致辭時指出，香港在金融服務、航空、創科等領域上，於大灣區內都有主導角色。但在創科發展中，香港與深圳的合作關係應是相輔相成，不應再分誰主誰副。若特區政府一直在深港關係中被「兩制」框架限死，又要與深圳爭奪大灣區龍頭之位，只會令香港發展被限制。
擔當政府諮詢及決策架構的立法會更應認清「一國兩制」的優勢，並具備「大灣區」發展的前瞻視野，在新界北區等邊境規劃中提供可利及深港雙方的建議。否則，沙嶺「殯葬城」只會是兩地邊境爭議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