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忠誠的廢物」　解構北京整頓香港選舉制度目的

北京對香港選舉制度的改革，成為2021年中國兩會最受關注的議題之一。3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國副總理韓正，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接見港區政協委員時表示；「希望在完善選舉制度後，香港有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有助於下一步下大力氣，解決香港經濟民生問題，為破解深層次問題鋪路……」

從韓正的話中不難看出，北京主導對香港選舉制度進行改革的目的，不僅針對「反中亂港勢力與本土激進分離勢力」意圖「奪取香港管治權」的動作，更深層次的目的在於為解決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從這個意義上講，北京對香港選舉制度的整頓，不僅僅是針對反對派，某種意義上說，還是對建制派、商界的鞭策和敲打。

在3月5日開幕的中國全國人大會議上，其中一項議程就是審議《關於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這是北京正式整頓香港選舉制度的開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晨對上述決定草案內容作說明時，批評香港「反中亂港勢力與本土激進分離勢力」，通過特區選舉平台，「妄圖通過選舉掌控香港立法會主導權，奪取香港管治權」。

韓正在上述場合則提到，他多番要求政協向特區政府提出方法，有效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特別是房屋及經濟發展，另外亦需規劃香港的長遠發展，尤其是在科技創新及經濟轉營方面，思考如何做得更好。言外之意就是，治港者在有效解決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等問題上，需要做到更好。

這無疑是對建制派的治港者治港能力不足的批評，和對未來愛國者治港中的治港者的鞭策。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的話來說，「中央決心打造的不是橡皮圖章或忠誠的廢物，而是賢能的愛國者。」

香港修例風波所引發的街頭運動，港府的進退失據彷彿還在昨天。2019年香港區議會選舉，泛民一舉贏得區議會選舉的絕大多數席位，曾經常年具有領先優勢的建制派遭遇香港迴歸中國22年以來的最大潰敗。建制派輸得如此「慘烈」——在香港18個區合計452個民選議席中，泛民贏得了385席，獲得區議會的控制權，建制派只剩下59席，喪失區議會話語權，讓各界乃至北京中央政府感到驚訝。

外界皆以為北京整飭香港選舉制度，是在劍指泛民。但港人皆知，香港的問題之所以是結構性的，是因為香港問題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泛民或者「港獨」能夠解釋的。田飛龍所說的「忠誠的廢物」，即大量沒有能力，只知道喊忠誠口號的建制派力量，也已經被北京認為是阻礙香港長治久安的勢力。亂時不能出力，承平時不能實踐「港人治港」中的「治理」本意，這已經是香港人的共識。很多時候港人對北京的「反感」不是來自於北京，而是對北京在港的「代言人」建制力量無能的憤慨。

近年來北京一再強調香港要下大力氣解決住房難、貧富懸殊等深層次矛盾，但成效不彰，這之中除了體系的問題，自然也有治港者能力不足的問題。以當前香港的政治和社會現實，在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上要想有大作為，進行結構性改革的同時，治港者的能力同樣是關鍵。香港要想由亂到治，二者缺一不可。

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的最顯著表現就是：房價高企、貧富差距懸殊、經濟結構單一、產業空心化、年輕人向上流動難……以住房問題為例，相對於「四大家族」在房地產領域賺取鉅額財富，並助力香港成為世界上房價最為昂貴的城市，香港普通人糟糕的居住條件早已成為社會共識，對於初入社會的青年人來說，房屋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存在，房租的壓力早已不堪重負。

香港房屋的高租金和高樓價，除了給年輕人生活帶來相當大的生活和精神負擔外，也扼殺了他們很多發展的空間和可能性，有不少有能力之人於是紛紛到深圳等地尋求發展。而那些處在香港社會最底層的、沒有辦法走出去的年輕人自然安居無望，成為香港年輕人對港府產生不滿和抗拒的重要源頭。

當然，這一切可能不能完全歸咎於商界，因為資本逐利是商人本性。而北京對香港選舉制度的整頓以及其他治港政策的變化表明，香港奠基於殖民時期，延續至今的「政商共治」的管治模式——真正主導政府決策的是商界，官員往往淪為商界「政策」的執行者——大概率將走到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