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徒佔國會 美憲制幾危 民主選舉難除極端政治
為支持特朗普推翻美國總統選舉的結果，大批暴徒於上周三（1月6日）在美國國會聯席會議確認選舉人票之際，武力攻入國會山莊，是為英軍自1814年火燒華盛頓以來所未有。見證過近兩百年來無數重要政治演說的參議院主席台，被一名頭戴維京牛角裘皮帽、赤裸上身露出紋身的陰謀論界活躍份子「佔領」；眾議院議長辦公室則遭另一男子闖入搗亂、腳放桌上擺拍留影；穿着各異或藏械的人群在古雅的走廊大堂中或遊蕩、或破壞；猝不及防的西裝警衛倉皇持槍戒備，並以重物阻門應急。騷亂造成五人死亡，包括一位中槍而死的女示威者，以及一位因傷不治的警員。
兩院點票程序被迫中止了數小時。待各方增援趕至，將暴徒一一清走後，兩黨參眾議員才回到會議廳中連夜繼續憲制程序，終於翌日清晨確認拜登勝選。議員紛稱騷亂失敗、憲法得勝，而鼓動支持者向國會進發的特朗普隨後亦首次承認自己不能連任，保證權力交接順利。衝擊過後，雖然呼籲特朗普下台的聲音不斷、民主黨人亦料將再啟彈劾，可是，美國憲制的運作似乎又回復正常。這場騷亂到底只是美國民主偶遇的歧出，還是其深層弊病的體現？
騷亂的場面很容易讓人忘記「佔領國會」並非上周三唯一一宗極端政治事件。當日的兩院點票本應只屬政治儀式，然而，在特朗普派系窮盡司法、重新點票、施壓州政府人員，用諸多方法試圖推翻選舉結果無功之後，共和黨竟有過百名眾議員和數十位參議員表明會利用此儀式反對各州選舉人票，無顧選舉人由各州推舉的憲法明文，而於法只負責主持程序的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更被特朗普公開要求否定選票。
另一極端政治事件本來是當日焦點所在，只不過被騷亂喧賓奪主而已—不要忘記，當暴徒攻進國會之際，兩院議員正分別開會應付共和黨人對亞利桑那州（Arizona）選舉人票的反對，騷亂過後，反對票數只較預期稍減。
美國民主政治今天遇上的挑戰，其實早已於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理想國》中預示。兩千多年後，預言再在「世界民主燈塔」上演，不禁讓人反思這是否是民主制度的必然結果。
煽動家的極端政治
柏拉圖明言，暴君將出於民主：煽動家訴諸情感，打着人民守護者的旗號對抗有權有勢、精英階級的「人民公敵」，以漫天遍野的政治許諾，透過民主方式奪得權力；手握大權的煽動家不斷製造國內外的敵人，以維持人民對於領袖的需求，就連本來跟着他上位而顯出自由意志的盟友也將被打成敵人。面對自己製造出來的敵人，煽動家將需要一支私人衛隊，而人民對其安全的擔心比對自己的還着緊。
特朗普正是這樣的煽動家。他以「我的人民」（my people）與華盛頓政壇人物對立起來、許下各種「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不切實際承諾，在2016年總統選舉擊敗兩黨傳統政治人物而奪得權力。掌權後，他從來沒有想過要團結全國：先是透過他對於共和黨選民的掌握，清掃黨內不服從的傳統勢力，導致諸如前眾議院議長賴恩（Paul Ryan）等明日之星放棄尋求連任。民主黨2019年拿下眾議院後，他們就變為特朗普口中的「（極端）社會主義份子」，成了反美國的代名詞。特朗普不斷製造敵人的傾向在本年疫情之中更是展露無遺，除了鼓動多州民眾群起反對抗疫封鎖政策之外，連戴口罩也一度被他指為是反對他的訊號；而直至本月，他仍對美國醫療體系「開火」，稱新冠肺炎死亡人數被誇大。
早已毫無根據地質疑郵寄選票的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在去年11月大選遭遇挫敗後，更是變本加厲，其敵人從民主黨人擴展至一般票站職員、多州選舉當局、各級法官，以至不願意配合特朗普質疑或推翻選舉結果的共和黨盟友。過去數年，一直被民主黨人猛批打壓選民投票權的佐治亞州（Georgia）州長坎布（Brian Kemp）和州務卿拉芬斯佩格（Brad Raffensperger），竟在選後因不願「配合」特朗普而變成其誓要剷除的政敵。包括特朗普忠實盟友、參議員科頓（Tom Cotton）在內，不願反對各州選舉人票的共和黨國會議員也被他標籤成不能「守護國家」的「投降黨團」（Surrender Caucus）。
上周三當天，連經常站在旁邊、以尊崇眼神望向特朗普的彭斯也不能倖免。當日早上，在向聽從他號召到華盛頓的集會群眾講話時，特朗普就多次要求彭斯將選舉人票送回各州重新確認，並說如果彭斯不答應，他將會「非常失望」。特朗普又呼籲白宮前的支持者向國會進發，去給予那些「懦弱」的共和黨人「驕傲和勇氣」，去「奪回我們的國家」。
在得知彭斯已發表聲明，指他無權否定選票後，特朗普隨即在Twitter上批評他沒有勇氣去保衛國家和憲法。此時，向國會進發的部份群眾已攻進國會，彭斯本人亦被送往安全地點。不少記者都表示聽到闖進國會的暴徒指摘彭斯是向特朗普背後插刀的「叛徒」，並要將他以行刑隊「槍決」。如今事態平息，美國體制的確擊敗了這種極端政治行為，可是，當天美國憲制並非沒有敗亡之危。當暴徒攻入國會之時，能夠發動憲法第25條修正案免除總統職務的彭斯—出動國民警衛隊支援國會據報正是彭斯不顧特朗普抗拒所作的決定—以及其後兩位總統繼位者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和參議院臨時議長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盡在國會山莊之內。
一些有備而來的暴徒若果真要使得這些人失去行動能力，特朗普將極有可能為所欲為。如果他藉機宣布緊急狀態、出動軍隊，甚至試圖像如今右翼媒體一般將暴力佔領國會的責任反推向左翼極端份子，類似納粹般的國會縱火案劇目並非沒有可能上演。雖然這看似是天方夜譚，然而，上周三來臨之前，又有誰料到暴徒可如此輕易攻進國會山莊，並佔領、搗亂長達四小時？
民主體制何以淪落
民主制度並非鐵板一塊，其下有着各種具體體制，也有着執行和參與這套體制的個人。說民主制度必生極端政治顯然是言過其實，但美國此刻的民主體制及其中個人所處的社會氛圍，的確會衍生出極端政治的挑戰。
美國的各級選舉幾乎都以單席位單票多數制的方式進行，而原來在總統選舉中由人民選出各地賢能、再由賢能作自由選舉人的制度，在立國之初已因各州發現全州一致投票能增加該州對結果的影響力，而變成了以州作單位的勝者全取遊戲。這種只求過半或多數的規則使美國兩黨政治根深柢固。
由於以往通訊不如今天便捷，地方議題吃重，人們難以跨地域意識形態作陣營區分，如今圍繞一小撮有廣泛聽眾人物的社交媒體所構成的「迴音房」意見極端化效應更不存在，使得兩黨在不同議題上都有合作的可能。即使是作為美國內戰主軸的奴隸制度之爭，其中一大部份也源自南北州份在經濟產業發展和城市化程度等地域差異。如今，我們認為是壁壘分明的紅藍之別，也其實是遲至2000年大選、因各大電視台採用同一顏色分類才形成的區分。
隨着通訊愈加便利，全國性議題愈趨重要，跨地域的兩黨陣營區分也愈加嚴重。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統計，此次州參議院選舉與其前一次總統選舉屬「不同黨派獲勝」的比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尚在50%上下徘徊，但到了互聯網興起的九十年代，此比例不斷下跌，本年已跌至3%。由此可見，全國性的黨派歸屬已成為美國人政治行為的核心動因。
這樣的發展也影響了政客的行為。在對方黨派執政白宮期間，任何全國性的政績也會成為對方競選的籌碼，變相有損己方。於是，兩黨合作空間愈縮愈窄。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2010年曾明言，共和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使奧巴馬成為單屆總統；而去年大選前民主黨的佩洛西遲遲不願在經濟刺激方案上讓步，也被指是為避免選前派錢對特朗普有利。
在此等政治環境下，除非一黨能同時掌握白宮、眾議院和參議院（甚至是能阻拉布的60席大多數），否則，任何大規模的政策改革都幾近不可能。在近二十年來的產業結構轉變和重大經濟衝擊之下，政府的無為就造成了一大群生活長期未見改善的人群。政治精英們在華盛頓的爭吵，對他們而言純屬無謂的黨爭，與日常生活全然割裂。反建制情緒的土壤由此而生，透過社交媒體產生「迴音房」效應，配合煽動家的引導而使政治意見愈走極端。
柏拉圖認為，在煽動家毀掉所有他一開始擁有的盟友之後，最終會以對社會最感不滿的群體（即書中的「奴隸」）作為朋友、作為他可以信任的人。當特朗普質疑選舉危及美國國本使共和黨多數政客敬而遠之，共和黨的群眾就成為了他的依靠和武器—根據《經濟學人》民調，64%共和黨人支持國會推翻選舉，45%共和黨人支持進攻國會（反對者為43%）。在美國兩黨民主體制之下，不少共和黨人（那些1月6日投票反對確認選舉人票的議員）難以別投他黨，也就只能服膺於其極端政治之下。
重拾政治文化規範的重要
雖然如今，Facebook與Twitter將特朗普的帳號封鎖，而不少人用以交換極右陰謀論資訊、被暴徒用以組織行動的另一社交媒體Parler亦遭Google和蘋果（Apple）下架，可是，這些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手段，更可能引起早已深陷特朗普極端政治宣傳之中的民眾反感。
柏拉圖的制度性解方基本上是一套由精英管治及培養接班人、人民按其天賦各安其位、將個人福祉置於群體福祉之下或之中的專權體制，當中包含着政府宣傳和對言論自由的較嚴格管控—後者正是如今美國各科企平台開始着手處理的問題。這一套制度，在一些泛儒家文明的國家中或者可以不同的具體形式實現，諸如中國、新加坡等。然而，在個人至上的現代西方社會，卻似乎不切實際。
要解除極端政治持續的威脅，一國的政治精英首先要能讓人民感到他們有得到政府管治的照顧，使煽動者失去其鼓動民情的土壤。然而，要做到這一點，政治制度必須能夠有效運作、推動政策，亦必須能夠凝聚務實的共識，為國家指出未來方向。
在政治體制的層面，美國有必要重新審視其選舉機制，特別是簡單多數決的制度，以解兩黨分裂、排除第三黨的問題。在社會氛圍的層面，其實共和、民主兩黨都已尋得改革之處，就是要重整社交媒體的言論規管架構，只不過，他們對如何改革選擇了不同的方向，且未有明確主張。
然而，這些改變要能夠成事，如果美國權力分布未見大變的話，美國各派人士都需要重拾一套有利於民主體制的政治文化。正如哈佛學者Steven Levitsky和Daniel Ziblatt在其《民主國家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一書指出，除了一套憲法機制之外，一個有效運作的民主制度尚需兩個基本規範：一是「互相包容」（mutual toleration），即承認政治對手是合法且平等的競爭者；二是「制度性克制」（institutional forbearance），即拒絕以合法卻違反法律精神的方式有權用盡。
任何形式的民主選舉制度本身，都不能強迫人們接受這一套政治文化。這也是民主選舉本身不能掃除極端政治，甚至為極端政治打下根基的原因。上周三的國會騷亂，顯示出美國隨着其極端政治已走到懸崖邊緣，隨時會跌個粉身碎骨。然而，有見共和黨多數政客對於特朗普爭議選舉結果的否定，加之來屆總統拜登團結全國的溫和立場，這一場騷亂也許是一個政治精英們重新修正舊路的契機。
上文刊登自第248期《香港01》周報（2021年1月11日）《暴徒佔國會 美憲制幾危 民主選舉難除極端政治》。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