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不足・下】僱用狀況惡化 港府親手埋下計時炸彈
政府統計處上月中公布的經濟數據顯示，第三季失業率經調整後錄得6.4%，就業不足比率達3.8%，創自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情（SARS，俗稱「沙士」）以來的新高，當中建造業的就業不足率高達8.3%，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也有6.3%。職工盟主席吳敏兒指出，當下香港對於就業不足人士所處困境認識不足、支援欠奉，她認為以保障勞工為目的的「保就業計劃」實則正在加劇就業不足，而今年已是香港僱傭狀況最差的一年。然而，港府究竟有無看出其中隱患，著手解決問題？
缺乏勞工保障埋下隱患
除保就業計劃外，就業不足人士可申請失業綜援或僱員再培訓局的「『特別•愛增值』計劃2」，以獲得政府資助。但在吳敏兒看來，這兩項政策作用有限，遠遠未能紓解失業或就業不足人士及其家庭所面臨的困苦。
6月以來，陳女士時常做些散工補貼家用。家中長子因疫情被迫放無薪假，開工不足；次子今年剛畢業，還未找到工作。但當問及有無考慮申請失業綜援時，陳女士表示從未想過。「我有手有腳，年齡也不大，為什麼要靠政府養活呢？」她說。
「靠政府養活」仍然是港人對於綜援的主流看法，吳敏兒說，有此種看法的工友其實將自己「擺低咗」，「你去申請也未必申請得到。」
儘管因疫情影響經濟，政府為收入下降、不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人士提供「失業支援計劃」，將資產上限放寬一倍，並計劃延長至明年5月31日；然而，失業綜援的作用有限，可以從數字中看出端倪：根據政府統計處公布的數字，今年7至9月失業人數高達25.9萬，但在社會福利署公布數字中，9月因失業領取綜援的個案僅1.9萬宗。
「羅致光講話不負責任。問他失業怎麼辦，他說去拿綜援啊，好像打下手指模就可以拿到一樣。」然而，職工盟於10月進行調查，並收到281份問卷，受訪行業主要來自航空、旅遊、運輸、美容等受疫情影響較為嚴重的行業。結果顯示，有62.6%受訪者表示有需要申請綜援，但大部份人申請過程並不順利。在有意申請的受訪者中，有超過六成半指個人或家人資產不符合資格。
吳敏兒批評，香港綜援制度多年未有檢討，未能適應時代變遷，在這次疫情中更暴露諸多弊病，使真正需要幫助的人無法獲得支援。「根本就是失去了保護傘的功能，不能稱之為『安全網』。」她說。
此外，吳敏兒亦提到，僱員再培訓局提供的「『特別•愛增值』計劃2」已經增加名額，目的在於幫助工友提升就業競爭力，拓寬就業範圍。然而，受限於培訓機構、場地及項目的數量，對於目前大量的失業人士而言，仍然遠遠不夠。
「政府現在無論說什麼我都沒什麼信心，也不會去聽。」陳女士的話反映出當下不少港人的心聲。香港民意研究所最新統計數據顯示，10月19至22日的調查中，有68.6%的受訪者表示對特區政府不滿意，62.2%表示對政府改善民生措施不滿意，61.3%對特區政府不信任。
「這為社會動盪埋下隱患。」吳敏兒說，她認為香港政府亟需從失業和就業不足的數字中看到危機，着手解決問題。有學者估計，由於第一期保就業計劃在8月份結束，部份僱主不再繼續申請第二期計劃，很可能計劃裁員或結業，因此失業率在10月及11月可能會繼續上升，突破7%。
「失業和就業不足不僅僅是數字，更反映出人們的生存狀況。」吳敏兒說，「現在因限聚令讓市民不敢上街遊行示威，如果大家都沒飯可開了，還會害怕告票的問題嗎？」
「政府必須檢討，要去思考在民生措施方面如何回應市民的需求。」吳敏兒嚴詞警告，「否則，就等同於迫市民上街。」她進一步解釋，如果政府無能力解決失業與就業不足造成的困境，就不能避免遭受層層剝削的打工仔和政府對着幹。「就算他們沒有走上街頭，也會樣樣事情都責怪政府，心裏種下埋怨的種子。」—民怨正是這樣點滴積累而來。
吳敏兒以「六七暴動」為例，強調民怨積累必然會引發社會動盪。而在「六七暴動」翌年，港英政府訂立《僱傭條例》保障勞工權益，同時推出一系列保障民生的措施，以維護社會穩定。以史為鑑，她認為眼下的失業、就業不足、勞工缺乏保障等問題，都如同一個計時炸彈，有可能會讓社會更加動盪不安：「是不是真的要迫到這些沒飯開的工人全部都走上街頭宣洩不滿後，政府才願意做事呢？」她批評道。
吳敏兒指出，在疫情和經濟制度的共同作用下，今年無疑是社會保障與勞工狀況最差最惡劣的一年—僱主最大限度地剝削員工，而且可以用經濟差而合理之。政府仍以種種藉口推諉責任，這分明是助紂為虐。
「為什麼不盡快成立失業援助金？」這是職工盟一問再問的問題。早在今年4月，職工盟就提出為應對日益嚴峻的失業問題，政府應為受疫情影響而失業、開工不足、放無薪假，或因強制檢疫而不獲支薪的僱員或自僱人士提供臨時失業援助，並以現金形式發放，津貼額為損失收入的80%，上限為16,000元，領取期限初步為六個月或180日。「如果3、4月成立的話，現在10月就已經可以用了。」
港府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對於社會上廣泛要求成立失業援助金的呼聲，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反覆重申，本港難以設立失業援助金，原因是仍需很長時間才能恢復全民就業水平，恐怕「臨時」失業援助金最終不斷延長。他又表示，政府既無類似外國社會失業保險的制度，同時有約四成僱員沒有詳細報稅資料，建立制度不僅成本高昂，還需要近18個月。
吳敏兒質疑，「經常說有很多行政手續、缺乏資料、要電子化，但其實只用100億至200億元就可以成立失業援助金的第一步。我相信如果成立到，這個城市的怨氣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但你不願做，不斷地與民為敵，大家的憤怒只會有增無減。到底想不想解決呢？這個問題就要問政府了。」
除了失業援助金之外，就保就業方面，職工盟亦有其他政策建議。例如政府應開設五萬個為期六個月的臨時職位，包括清潔、住宅樓宇維修和保養，以及環保等範疇。吳敏兒分析，當下建築行業就業不足率高達8.3%，反映有建築需要的行業工作量匱乏。政府可以藉此機會開展更新樓宇工程，在增加建築行業就業崗位的同時，翻新老舊公共屋邨，解決民生問題。
另外，吳敏兒認為應調整整體外判合約、承包商合約。她舉例，部份工種如清潔、保安往往實行12小時工作制。吳敏兒建議將之改為8小時工作制，薪水保持不變，使原本的24小時兩班次改為三班次，就能夠創造出一批工作崗位，增加聘用人手。「全港最大的外判使用者就是香港政府，所以創造這些就業崗位都是力所能及的事情，沒有藉口不做。」
吳敏兒建議，政府需積極思考如何透過現有不同種類的服務機構，開展符合失業及就業不足人士所需的服務。例如，資助地區機構開展同區域內就業互相配對。「總有公司要請人，總有工友想搵工。這些工作可以分地區去做，這是政府能力範圍之內可做的事。」政府亦需重視職業培訓，幫助有需要的人士盡快投入專職培訓。「可以通過和專業機構合作，提供場所、行政及資源方面的配套，支援協助就業的課程。」
明明有許多事情可以做，為什麼不去落實？吳敏兒一針見血地指出，政府非不能也，是不為也。「香港加入國際勞工公約這麼多年，說要改善工會權利，其實政府做得非常有限。」她指出，政府不願作為的背後或因政治考量—擔憂如果賦權工會，令工人集結穩健力量，可能影響政權的穩定性。「這是一個中國的歷史性問題。」她說，「可悲之處在於，如果打工仔的基本權利都被視作敵對的種子，又談何改善呢？」
在這樣的現實狀況下，職工盟無奈呼籲工友自救，「要不斷為自己增值，以適應這個時代。」吳敏兒說。
打工仔仍要靠自己增值
在接觸的個案中，她發現積極自救的工友在僱傭世界裏的工作板塊是處於流動狀態的。有人原本做清潔，之後又去開小巴或的士；許多空中服務員為謀後路，上咖啡班、插花班學習，或準備網上做生意；亦有大批開工不足人士去做外賣員等。「許多因失業或開工不足來求助的工友都表示，後悔自己過去眼界過於局限，僅僅停留在一個行業裏。」
此外，吳敏兒建議前線打工仔要有危機意識，多了解外界乃至國際環境正在發生什麼變化。
「以港龍為例，員工應該意識到，疫情影響下，全球旅遊業、航空業都已崩潰，相關產業也幾乎凍結，國與國之間的屏障短時間內無法恢復正常。如果有了這樣的認知，就能看出僱主和政府一直在淡化問題，而放這麼久的無薪假根本沒有必要。」因此，積極獲取僱傭就業市場的種種資訊，了解到僱主剝削僱員的詭計，才能對將要到來的風險有充分準備。
「是時候拓寬眼界了。」她說，「儘管我們也不覺得這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法，但是當你真的一無所有的時候，總要想辦法撐下去，這是我們的建議。」
上文節錄於第243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2月7日）《缺乏關注 保障欠奉 就業不足人士陷水深火熱中》。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