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香港「真．本土」？為何與「分離主義」畫上等號？

「港區國安法」最快月底通過，民主派斷言「一國兩制」將告終結。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明言，中央出手替港立法，某程度是被香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的，因為近年崛起的本土思潮被個別組織明目張膽地鼓吹成「港獨」和「自決」主張。不少人因而擔心「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在香港可能再難以談論「本土」，繼而無法保存自身的獨特優勢。然而，「香港本土」本就無法與「一國兩制」割裂，更不應該與「一國兩制」相對立，但為何回歸二十三年以來，愈加受重視的「本土」思潮變得愈來愈只強調「兩制」，而忽視「一國」的前提？這樣被窄化的「本土」思潮，又是如何與「激進分離勢力」畫上了等號？

「『本土』兩個字本來是很單純的，去關心所住的社區或地區，不泛泛而談這個社會、世界。即local，是與global的對比。很簡單的意思。」已退黨的民主黨創黨副主席、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向《香港01》如此說。張炳良在十八年前創辦了獨立民間智庫「新力量網絡」，被視為學界泛民的「溫和力量」，他認為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要從回歸後的歷史裏尋找答案—先弄明白何謂「本土性」，再談本土主義。

「一國兩制」中見本土性

為幫助理解香港人獨特而複雜的身份認知，經歷過英殖時期、回歸初期的張炳良分享了自己的三次機場經歷。

「七十年代時我第一次去倫敦，到Immigration（入境櫃枱）排了英國這一條隊，被人家提醒排錯隊—應該在Alien（外籍人士）。你拿英國護照，但你不是英國人，因為這只是dependent territory（屬地）護照。」

「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後，我第一次乘飛機去北京機場，我拿着當時還是一本簿仔的回鄉證登機，在Nationality（國籍）一欄填了中國，但被工作人員劃掉了—改為『港澳同胞』。」

「我拿特區護照第一次出國，搭飛機時填寫入境表格，在Nationality（國籍）一欄填了Chinese—但被劃掉，寫上了『HKSAR』（香港特別行政區）。這也對，因為我拿的不是PRC（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而是PRC的HKSAR護照。」

由此，香港人身份的矛盾性和模糊性可見一斑。一方面是中國人，但另一方面又不是一般的中國人。對於這樣的複雜認知，張炳良引用了香港作家陳冠中的描述—「雜種」，即混合了多方文化後的城市形態。這就需在一個國家之中，盡量尊重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且突出香港的本土性—這就是「一國兩制」。而後，《基本法》規定了香港人的權利義務都是建基於一個香港的本土身份—HKPR（香港永久性居民）。

「香港的本土性是香港回歸過程裏承認的，也是《基本法》的規定，這點毋庸置疑。」據張炳良的理解，「一國兩制」這個安排是為了尊重香港的本土性，也就是說，香港人透過《基本法》莊重的法律規定，有了一個本土身份，再憑着這個身份去定義香港公民在特區中的權利與義務。這樣充滿「本土性」的身份，漸漸孕育出了本土性的意識與思潮，令社會愈來愈關注本土文化。

2013年7月，陳冠中在香港書展的講座上談到「本土」，他自稱是具有本土意識的本土派，自1976年創辦《號外》雜誌起已開始建構香港本土主體性的文化和政治嘗試。他對自身的期許為「始於本土，立足本土，但並不限於本土」，即要保持尊重多元的態度，配備地球村世界公民的道德觀和自由社會公民的價值觀。演講中，他又表達了對本土主義極端化的憂慮，擔心它會變成自我膨脹的地方沙文主義，成為排外的民族主義，甚至是極端種族主義：「這種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邏輯，勇於內鬥上綱上線的暴力語言和亂扣帽子的誅心之論，販賣的只是廉價的怨和憎。」多年前的話，如今竟一語成讖。

「現在的本土主義基本上就是分離主義了。」張炳良表示，當下語境中所指的「本土主義」，早已不是原本的「本土」概念。他指出，本土化是一個社會學的過程，故需依照社會發展來分析。

從「大中華膠」到「港獨」

「我和張炳良是一代人，不過當時他讀港大，我讀中大。我們這代人被現在的後生仔稱為『大中華膠』。我在嶺南執教也聽說有些同學在背後這麼叫我，哈哈哈。」曾任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現仍在嶺南大學政治系執教的王耀宗接受《香港01》訪問時自嘲道。

「大中華膠」名號的由來，和民主派早期的「民主回歸論」有關。民主回歸是在中英談判時期對香港前途問題討論的其中一個主流方向，主張支持香港回歸中國，但同時應落實全面民主政制。這樣的主張也成為了泛民在政治問題上的基本立場，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王耀宗曾將本土主義的論述分為「兩波」，即兩個發展階段。「民主回歸論」是第一個階段產生的主要思潮，於2007年開始。這一階段的本土論述特點是從殖民的歷史中尋找身份認同，如保留舊中環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及灣仔囍帖街保育事件。然而，堅持民主回歸論的民主黨出現了內部路線分歧，部份青壯派人士認為民主回歸已經過時且絕望，因此要求民主黨強調本土論述。當時還為民主黨成員的區諾軒在2015年底參選民主黨主席時提出修改黨綱：適當本土化，且需按照時事做出改變，在理念政策行動上關注本土問題，同時泛民整體也應提出新論述，從而能夠真正地回應港人的期望。

第二個階段本土論述的中心是本地學者陳雲的「城邦論」，針對自2010年以來的陸港矛盾問題，如內地孕婦來港產子事件等，來探討香港本土政治往後應採取的發展方向—即採取陸港區隔措施來捍衛本土利益。不同於回溯殖民時期歷史尋回港人與這片土地的關係，此階段主要關注香港與內地之間的關係，指出香港由於《基本法》賦予的獨特身份，應仿照古代歐洲城邦治理，一般除國防、外交由中國負責外，內政一律自行管理。然而這樣的論述被推了再推，走到了「港獨」一派，希望走分離主義路線，甚至指摘「城邦論」都難洗「大中華膠」的嫌疑。

王耀宗說：「以城邦論為主調的第二階段開始懷疑先前本土論述的民主回歸主張，質疑香港能在『一國兩制』下得到高度自治的可能性。因此，第二階段後期演變出了『港獨派』。我們六十多歲的這代人，也就是大中華派的論述中仍離不開「關心中國」的因素，這只能夠得到溫和本土主義的理解，激進點的就會覺得這樣的主張已過時。可以說是它（本土主義）到了第三階段吧。」

從反修例運動中「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的口號可以看出，此階段的特徵是將在文化上表達的激烈本土思潮搬進社會政治表態，王耀宗指出，在此次運動中，很多人把對本土意識的表達轉化成政治上表達的「港獨」，故整個運動比較激進。他相信，「港區國安法」的重重一擊會壓制「港獨化」的趨勢，本土主義會轉為「地下發展」，即從政治的表達轉為文化層面的想像，如把重心放在歌劇電影等文化作品的創作上—主張本土主義的人走向文化、制度想像的一條路。

上文刊登於第22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6月29日）《在「一國」與「兩制」之間摸索　什麼是香港「真．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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