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地緣政治時代的臨在
5月下旬，有英國保守黨黨員要求首相約翰遜改變早前決定，全面禁用華為。 6月上旬，加拿大審訊華為高層孟晚舟的引導案件據報將持續至2021年。上周，中國國營電訊營運商中國電信及中國聯通敦促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勿吊銷其在美營運牌照。於科技和地緣政治的接合面上，我們可如何將以上事件所牽動的國際動態概念化？
撰文：黃伯農
5月下旬，有英國保守黨黨員要求首相約翰遜改變早前決定，全面禁用華為。 6月上旬，加拿大審訊華為高層孟晚舟的引導案件據報將持續至2021年。上周，中國國營電訊營運商中國電信及中國聯通敦促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勿吊銷其在美營運牌照。於科技和地緣政治的接合面上，我們可如何將以上事件所牽動的國際動態概念化？
其實，自2018年美中貿易戰爆發以來，全球戰略界已共識到「科技地緣政治」（techno-geopolitics）時代的臨在，而這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美日貿易戰爆發至今學界對科技、國家安全和發展政策的討論談起。
科技全球主義 VS 科技民族主義
上世紀八十年代，「科技全球主義」（techno-globalism）和「科技民族主義」（techno-nationalism）兩個競爭概念的盛行，促成了各國對國家發展政策的辯論。這兩個概念能讓人評估不同意識形態的科技政策對社會造成的影響。七十年代，日本科技和工業崛起所釋出的競爭壓力直逼美國，美國學界便用這兩個概念研究如何保護美國經濟，間接促成了1981年美日貿易戰的爆發。當時，有人將「科技民族主義」等同「亞洲中心主義」，指出亞洲國家特別是日本有意從依賴西方科技中解放出來。
什麼是「科技全球主義」和「科技民族主義」？日本學者中山茂（Shigeru Nakayama）等認為，科技全球主義泛指所有涉及國際化、擴散創新發明和轉移技術的全球化過程。科技全球主義者相信科技創新是國際合作媒介，強調自由市場原則高於國家控制，堅持清除任何阻隔科技轉移的貿易障礙。當一個政府的科技全球主義謀劃者制定「研究及發展」（R&D）開支時，他們傾向只資助基礎研究，相信資助研發應用及商用科技責任全在私人公司，認為真正的科技全球主義國家能成功吸引外國公司到境內投資生產，從而使科技轉移和擴散全球。
相反，科技民族主義者視科技實力為國家能於競爭激烈的世界中勝出的決定性因素。科技民族主義者相信科技自主是國家安全核心，關注境內工業未能抗衡來自境外大企業的競爭壓力，於是抗拒將國內市場全面開放給外國公司。科技民族主義政府透過控制工業知識生產和科技標準訂立過程去保護國內公司。
科技民族主義有三大原則：
一、要獨立於外國科技
二、將科技自由地與國內用家分享
三、支持境內R&D去加強綜合國力
二十世紀美國謀劃者一直使用「科技全球化主義VS科技民族主義」二元對立框架去理解亞洲國家科技發展。直至六十年代，因為美國推行科技民族主義政策，也主導全球發展意識形態，卻拉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科技距離。發展中國家政府便意識到發展落後跟國內科技依賴西方國家有關。自此之後，日本和「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如亞洲四小龍）便採取科技民族主義政策。
中國科技發展的獨特模式
中國科技發展軌迹跟鄰國不同。1949至1976年毛澤東主政期間，中國科技政策採取國家社會主義主導的科技民族主義政策。1978年，鄧小平改用以國家領導但市場主導的混合式科技全球主義模式。鄧小平認為，八十年代韓國的科技發展成就跟六十年代實行的開放政策有關。九十年代初，中共科技民族主義者也認同以門戶開放政策去吸引外資進入中國。
然而，九十年代末，以引進外資去讓科技轉移到國內企業的成效有限，開放市場也未見科技基建有明顯改進。大量中國出口的電子產品仍出自外國企業在中國設置的工廠，並非中國公司。中共謀劃者遂另闢蹊徑。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國內科技企業即時感到來自境外科企的競爭壓力。與此同時，中國網民人口急速上升，導致電訊業起飛，中國電訊市場很快成為外國電訊公司的競爭目標。中國一方面須遵守WTO規則去促進自由貿易，不能使用傳統貿易工具保護國內工業。另一方面，北京利用成立新的科技標準（如「無綫網絡認證和隱私基建」去保護國內工業），這便催生了千禧年代以中國電訊業為主的「新科技民族主義」。作為有限度的科技全球主義，新科技民族主義政策以國內科技企業為主力去參與全球生產和建構供應鏈，藉此滿足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需要。但新科技民族主義者繼續以雄厚政府資金支持科技創新，同時支持「公私合營」，營造更有利外資投入國家發展計劃，參與改寫國際規則的政策協調工作，和促進更多科技轉移。
2006年，中國國務院推出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便是結合了傳統科技民族主義政策和科技全球主義政策，去提升本土創新力量，掌握核心科技和建立起具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北京認知到境內企業的創新力較弱，科技界管理仍缺協調，計劃便強調與外國大學、研究機構、實驗室、私營公司和國營企業去成立合資企業和國際夥伴計劃，從而達到科技轉移。
本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北京認為有需要再改善科技政策，將中國的「生產及科技為本經濟」提升到「創新為本經濟」。所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2015年推出「中國製造2025」計劃，目標是大幅度增加中國製高科技產品的百分比至70%。為了達標，北京投入更龐大資金供研究發展之用，總量已超美國。
科技地緣政治的謀劃
中國科技的急速發展引起全球戰略界關注，而「科技地緣政治」這概念於2015年由伊朗學者H. M. Mohammadi提出。2018年特朗普政府向中國發動貿易戰和向全球發出華為禁令，其實是出於科技地緣政治考慮。2019年，美國國防部屬下空軍大學出版了《人工智慧、中國、俄羅斯和全球秩序》（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ina, Russia, and the Global Order）一書，提出美國應如何應對中俄於人工智慧科技方面的地緣政治挑戰， 有以下要點：
一、美中俄代表三個數碼管治模式。美國是「數碼自由民主」模式，俄羅斯是「數碼混合」模式，中國是「數碼威權」模式。這三個大國正爭奪其他國家模仿他們的管治模式。
二、英美地緣戰略思想確立了維護美國國家安全的唯一方法是尋求圍堵中俄兩個歐亞「心臟地帶力量」的擴張。美國便有科技地緣戰略需要在南北美洲鄰國、歐洲、亞洲和非洲的「邊陲地帶國家」建立「科技地緣政治支軸」。
三、支軸國家就是「搖擺國家」，他們可以是盟友，也可是「平衡者」和「隨從者」。無論如何，美國和中國的科技公司正競相增強在新興市場的影響力，使美中兩國在搖擺國家內迎頭對抗。美國須以這些搖擺國家作緩衝去預防心臟地帶力量的來犯，以科技劃分世界才可保護美國自由民主制度。
由於搖擺國家分布於各洲，美國向歐亞盟友施壓棄用華為、要求加拿大引渡孟晚舟等，便印證了美國已將傳統盟友也定性為這科技地緣政治大棋盤上的「搖擺支軸國」。
然而，美國新一代科技地緣政治謀劃者起碼有兩個假設值得商榷。
首先，將美國管治模式標籤為「數碼自由民主」而中國標籤為「數碼威權」有客觀根據嗎？美國沒有使用監控技術和入侵別國系統嗎？科技地緣政治戰略是否淪為另一民粹政治手段，以東西價值觀差異進行「身份政治」去贏取選票？一個國家的科技政策跟經濟長遠發展和百姓福祉息息相關，拿它作選舉政治工具負責任嗎？科技和經濟發展均紮根於物質現實之上，以價值觀和身份等「上層建築」謀取政治權力反向改變「物質基礎」具有持續性嗎？
第二，歐亞非美洲的「搖擺國家」除了可以是盟友、平衡者和跟隨者之外，也可以是勇敢走獨立國家發展道路的「對沖者」，不會輕易讓大國決定自己的命運。美國科技地緣政治謀劃者仍以大國為基本分析單位和自變項，忽略了一眾「搖擺國家」或將成為未來多極共治世界主人翁的可能。
作者簡介：
黃伯農
英國巴斯大學
政治、語言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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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18期《香港01》周報（2020年6月15日）《科技地緣政治時代的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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