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香港電影業陷低谷 田啟文：原因是失去定位
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直接影響不少行業的生態與發展。其中，香港電影業可謂首當其衝—由去年中開始的社會運動至今年初爆發的疫情及其連串的防疫措施，諸如限聚令、戲院關閉等，導致整個電影工業停擺，不但不少電影從業員頓失生活支柱，原來已走向夕陽的香港電影工業再陷危機。
雖然業界同仁互相扶持，有關團體也實行了紓困措施，好像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與香港演藝人協會便合作推出惠澤業界的「香港電影工作者疫境支援計劃」（下稱「疫境計劃」）。
但在紓緩眼下困局以外，香港電影業沉積已久的問題仍然存在。業界領袖能否穿透迷障，引領電影界走進新時代？我們為此專訪了現任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田啟文。
撰文︰何清心
田啟文曾任香港電影製作行政人員協會會長，也是資深的演員及監製，遊走陸港兩地，深信「有危必有機」。當本地電影業陷進迷宮，他倒認為是更新行業故有模式的良機，也是時候思考香港電影工業的前路何去何從。
根據香港票房有限公司今年初公布2019年香港電影市道整體情況數據，去年香港首輪上映的電影整體數量為326部，當中香港電影只佔46部；票房最高的港產片《廉政風雲：煙幕》約三千一百多萬，較同年票房最高的非香港電影《復仇者聯盟4：終局之戰》的兩億兩千多元收入，相距極大。
眾所周知，香港電影業不論是票房收入、製作數量，以至文化影響力每況愈下。近年業界出現不少年輕創作者，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旗下專責辦公室「創意香港」推出的「首部劇情電影計劃」也造就不少優秀的本地新作—不管票房與口碑皆嶄露好勢頭，讓香港電影業彷彿出現了一絲曙光。
但好景不常，始於去年的經濟下行大大打擊了投資者的信心，社會運動令之雪上加霜，到了今年的疫情更加劇打擊香港以至中國（內地）的電影業，使之一蹶不振。田啟文說，至今已近半年「無戲開」，情況十分嚴峻。
「今年除了一部『首部劇情電影計劃』下的電影剛完成以外，另有一部片尚在等待隔離政策結束，內地演員來港拍戲。之前社會運動時開拍的電影數量已經開始下降，正式來說，目前只剩餘一部戲開拍，是由新導演執導的。內地現時也是有限度地開拍，限制了工作人員數量，如果超過了，便需要特批。」
投資者漸失信心
本地電影業幾近停擺；加上內地亦未能全面復工，以及與香港連接的關口仍未解封等原因，更造成合拍片同樣開拍無期。田啟文說，除了眼前的困難外，更需關注一些較深遠的影響。「大家只會覺得因為疫情而沒有工作，並沒有考慮電影這個行業的獨特性。有很多行業是因疫情而不能開工，例如美容院，但解封後便可恢復。可是，我們不論有沒有疫情，都需要投資者，投資與否則取決於信心及市場的變化。這便是與其他行業的不同之處；當所有工作人員準備好開工，投資者未準備好投資，那還是沒有戲可開。」
投資者信心受各種因素影響，難以預測與估計；作為為本地電影同業謀求福祉的一員，田啟文費煞思量尋找可具體實踐的措施。「現時，我們不斷在尋找一些方法，例如電影發展基金是不是能與投資者互動或溝通，提升開戲的意欲？因為拍戲並沒有必然性，亦沒有逼切性。即使我不拍，也不會有很大問題。」
他說，拍戲是一種計算方式，例如有沒有演員、現時的時機是否合適。投資者最擔心的是市場不穩定，例如內地因疫情而關閉約五千間戲院，放映地點銳減，這也是投資者的考慮。香港方面，暫時並未有消息指有戲院需倒閉或結業，但你不能否定或許也有這個考慮或打算。「所以，我們需要思考一個行業的命脈，並不是純粹於單一的事件，而是需要審視整個生態。」
須阻止人才流失
由去年至今的危機，也揭示了電影生態一直深埋的問題，例如專業人才的培訓。電影界講求經驗的累積，大部份的工作人員皆是「紅褲子」出身；即使近年有不少「學院派」加入，也需要實戰經驗才能較好掌握製作技巧。不過，電影行業缺乏前景，勞動與收入不成正比，自然造成人才流失。加上疫情來襲，前線工作者失去工作，只好轉行謀生。田啟文說，培育一位專業的電影工作者需要至少數年，若現時大量電影工作者流失，將對電影業造成長遠的損害。「我們是第一站的前線，首要是凝聚行內的軍心，讓我們的從業員知道香港電影並不是一個沒有希望的行業。」
因此，他們規劃了一系列的措施，救援眼前之急。比如前述的「疫境計劃」，為電影工作者總會的12個業界屬會會員提供金錢援助，目標是讓最基層的電影工作者也能受惠，支援金額尚待具體落實。
田啟文又透露，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正向政府申請資金，進行一個跨部門的培訓計劃，「利用這段時間，讓大家拍攝一些教育片，幫助這個行業的人提升他們對各部門的認知。這些影片發布之後，也可讓觀眾更了解拍攝電影是怎樣的一回事，可從更多不同的層面來欣賞電影。」
不過，他也提到，這些只是暫時性的措施，最關鍵的還是投資者長遠的信心。他提及，有一些誘因讓投資者願意投資電影製作，例如社會責任或對行業的關愛；但投資者也必然計算利潤。事實上，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創意香港及電影發展基金等官方部門也一直提供資助予本地電影製作。
田啟文認為，這些部門的支援若與政府向電影發展基金注資的十億元結合，便能相得益彰。例如電影發展基金不能直接派錢，卻可擔當推動的角色，簡化申請資助的手續，或將條款「拆牆鬆綁」、免卻許多申請限制，以至加大「配對資助計劃」（Matching Fund），可減低投資者的投資成本，也自然加強開拍電影的吸引度，形式開戲的誘因。
他說，拍電影並非「飲茶食飯」，是需要醞釀期及籌備期，因此這些長遠的制度與政策問題，需要從當前開始商討、處理。
重跟舊市場合作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電影業界的問題顯然非一朝一夕。昔日香港電影風光一時，影響力遍及世界，成為不少地區的電影楷模。不過，近二十年香港電影業低迷乃不爭的事實，產量與題材也未及過去豐富。箇中原因有不同論述，好像兩地合拍片便是雙刃刀，一方面救活了部份的香港電影公司，引進大量資金，電影人有更多機會參與大型製作；另一方面，合拍片也扼殺了本地創意，因特定的題材和類型需合乎內地廣電局審批條件。
遊走陸港兩地的田啟文亦提及，由於業界過度倚重內地市場，以致忽視了香港電影原來的東南亞市場，並逐漸失去，也逐漸失卻了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現已由韓國電影取而代之，它位居亞洲第一。即便是台灣也有新生代創作者冒出，其作品既符合內地市場規則，也能滿足本土觀眾。
田啟文坦言，樂見近年香港重新出現一些質量不錯的低成本或小品電影，令題材多元化，也可藉此發掘更多不同的市場。「現時，我們是否應重新檢討，與港式電影曾經大賣的東南亞市場，是否能攜手合作。他們的市場現時亦坐大了，若跟我們的市場共享，他們也能多添香港的市場，互惠互利。」
重新定位再出發
當香港電影產業正面對前所未有的難關，田啟文卻有另一種觀點：「在我來說，我通常會以正面的角度來看事情。任何行業總是有危便有機，包括電影。問題是當我們到達低點時，能否重新改革再出發。」他坦言，早已提出香港電影會走向式微，「原因是我們慢慢失去定位，也失去自身的立足點。這已是日積月累的問題。當失去定位，別人也不需要再看香港電影了。」
但田啟文仍然對香港電影抱持希望，「我相信電影界需重新找尋它的生態模式，才能持續。因為娛樂事業是必需的，人的生活一定需要娛樂，不可能消失。但娛樂事業會以怎樣的形式迎接新時代，這正正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讓大家開工時，便不會有人思考。」
居安思危，也需要在危機與低谷中反思電影產業的模式。疫情過後，秩序重啟，各種既有的傳統模式也需要換上嶄新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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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216期《香港01》周報（2020年6月1日）《專訪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 田啟文：反思本土電影何去何從》，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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