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基金】解破散工、自僱者缺保障困局 改革要從三方入手
無論出於任何動機，政府、企業和非標準就業者應趁機商議對各方有利的勞工和社會保障規範，分擔社會風險，共同承擔責任。香港最起碼要在三個範疇作出改革，一是定義，二是保障，三是供款方法。
承接上文︰【抗疫基金】疫情揭示保障漏洞 就業安全網宜涵蓋散工
疫情來襲，即使早為非標準工作者制定社會保障的國家，也未必能及早妥善提供補助。英國和美國就是例子。美國在疫情衝擊下推出2萬億美元的經濟保障法案（CARES Act），其中一項是透過疫情失業援助計劃（Pandemic Unemployment Assistance），擴大領取失業救濟金的對象，包括自僱、散工和自由工作者。他們可與一般僱員領取應得的失業救濟金，此外，每周更可獲600美元額外補助，為期四個月。
英國財相辛偉誠（Rishi Sunak）在3月20日宣布津貼僱主支薪八成方案後，同樣被批忽視佔當地勞動人口15%、約500萬名自僱者。不過，他後來再推出針對失業自僱者的支援方案，受自僱者組織歡迎，他們唯一不滿的是，新的補助要到6月中才開始發放。
特首林鄭月娥在介紹第二輪抗疫基金時，解釋補貼僱主向僱員支薪的做法，參考自英國、澳洲和新加坡，英國則參考挪威和丹麥，這兩個北歐國家可謂推出補助措施的先驅。
北歐的例子值得注意，這些國家的「彈性安全」（flexicurity）勞工制度賦予僱主較大的任免勞工權力，輔以高稅率及完善的社會保障網（例如丹麥人失業可領取相當於昔日薪水九成的失業保障），確保失業者生計及加快再就業，但兩地政府在疫情下仍然增加現金補助，並延伸至非標準就業者，可見官員積極應對就業危機。
挪威政府在3月16日已推出自僱者和自由工作者支援措施，當事人若連續17日或以上失去收入，則合資格申領過往三年平均收入的八成，上限為60萬挪威克朗，政府預計在5月初發放補助。另外，自由工作者可以申請恆常失業保障。丹麥政府向收入下降至少三成者提供資助，補助為期三個月，金額為最近一個財政年度收入損失的75%，上限為2.3萬丹麥克朗。自僱者若要獲得資助，開設的企業過往每月營業額至少要有1.5萬克朗，並須持股至少25%。自由工作者的補助比例和上限相同，但規定在2019年有至少18萬克朗收入，而2020年收入不多於80萬克朗。
非標準就業者納入政府的收入補助措施當中，意義深遠，將會重塑僱員、政府和企業的社會關係。政府不再漠視他們的聲音，同時間，業者既然期望政府支援，也就有責任付出更多，接受政府更多規管。
辛偉誠在介紹英國補助方案時提醒，自僱者的稅收較少，繳付給國民保險的金額亦跟僱員不同，英國政府會研究把兩者等量齊觀會否更公平。此話值得港人深思，不論在英國還是香港，並非每位從事散工、臨時工、自僱者都會自律報稅。有些業者蓄意瞞稅，有些則願意盡公民責任，但礙於工作零碎、有多個收入來源、缺乏證明文件，未能一一填報。英國的簡化稅務辦公室（Office of Tax Simplification）在2019年10月底批評該國稅收系統不利自僱者報稅，政府有機會少收稅項。當然，也有些是假自僱，即僱主刻意鑽勞工法例空子。
重新定義 改革稅務及供款機制
無論出於任何動機，政府、企業和非標準就業者應趁機商議對各方有利的勞工和社會保障規範，分擔社會風險，共同承擔責任。香港最起碼要在三個範疇作出改革，一是定義，二是保障，三是供款方法。
就第一、二項範疇來說，有些地方在界定非標準就業者時，定位較接近一般意義上的僱員。歐盟採用單一定義，歐洲議會於2019年4月通過法案，成員國須保障臨時或短期工作者均享有最低勞工權利，只要每周平均工時逾三小時或每四周平均工時逾12小時即應納入，減少釐訂按需工作、平台工作、學徒、實習時出現的分歧。該法還訂明僱傭關係除了僱用契約，也涵蓋特定時間下，受勞務需求者指揮，提供勞務並獲得報償之行為。歐盟成員國要在三年內實行本地立法。
在美國，非固定工作的定義由各州決定。以加州為例，2019年9月議會通過法案，諸如Uber和Lyft的網約平台，工作者擁有僱員身份，平台必須提供跟一般僱員同樣的權益，例如有薪假期和最低工資，亦要支付失業保險。這招致平台企業大力反對，威脅會提高收費，直斥議會摧毀行業。
新加坡則傾向度身訂造條款規範自僱者。政府沿用自僱者（self-employed persons）的類別，界定該國21.08萬人為自僱人士，並在2018年發表勞資政三方就自僱者提供勞務的建議報告，並採納當中意見。由今年起，政府聘用自僱者時，部份薪金會自動轉賬至Medisave醫療儲蓄戶口，他們也可以向保險公司NTUC Income購買保險，以及向Gigacover購買傷病入息保險，滿足自僱者的醫療需要。
改革定義是第一步，改革稅務和供款機制是第二步。正如前段提及，方便呈報和計算收支，既有助非標準就業者確立身份，亦有助他們遵守稅規，減少有意無意的避稅瞞稅。有見及此，歐盟去年發表另一份針對勞工市場數碼轉型影響的報告，倡議建立歐盟區內一站式系統處理自僱者工作和課稅記錄。
靈活供款社會保險 參考旅遊保險
既然不少業者在互聯網平台找工作和接生意，不如善用平台，企業可以與政府自動分享業者的收入數據，甚至好像部份國家的賦稅安排般，僱主在支薪時預先扣除，減省僱主或業者自行計算的時間和工序。
建立跨國單一平台需時，若要先設計國內系統，美國大型線上銷售手工藝品平台Etsy提供一個好主意。早於2016年，Etsy已倡議加強自僱者保障，在Etsy寄賣自家手作，或在網上平台獲聘擔任短期家務助理，也可以在網上選擇符合工種的保障，例如工傷、子女暫託保費等，在發放收入前預扣供款，或者預先支付。整個程序類似在網上選擇旅遊保險般，保障範圍悉隨尊便，但亦受政府和保險業界規管。
當然，歐美和香港的情況大相逕庭，香港的社會保障依賴稅收，退休保障依賴個人供款的強積金，而自僱者亦非全部有強積金戶口。把歐洲模式生硬套用在香港必然水土不服。不過，疫情帶來討論契機，香港政府最起碼可以設立網上系統，方便自僱者開戶和上載工作記錄，作為日後賦稅或救助措施作憑證。系統長遠可連接傳統企業和網上平台企業，方便接洽工作和支薪備存記錄，進一步減少人手處理。
重訂工作自由與保障界線 不容再拖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本地勞工政策汲取了一大教訓，社會認同應加強散工、自僱者保障，但批評用強積金做憑證不全面，那麼，業者、政府和企業（尤指平台企業和外判工作為主的企業）好應該重塑三者關係。政府需要檢討各項非標準就業類別的定義，訂立工作和失業保障。拜先進科技所賜，記錄和呈報工作可望更方便，日後若再遇上經濟逆境，政府派發救助時，可望更為精準快捷。既然業者促政府保障，他們亦應接受散工、自僱者不能像現在這麼「彈性」、「自由」，中介平台亦難強調「中立」角色，須接受更多規管，包括如實向政府呈交工作記錄，亦要支付強積金等。
疫情可怕，但疫症衝擊下暴露的經濟結構與社會保障問題，影響更深遠，疫情過後，就應把衝擊轉化為改革勞工政策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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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12期《香港01》周報（2020年5月4日）《疫情揭示保障漏洞 就業安全網宜涵蓋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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