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基金．上】被抗疫基金遺忘的一群 藝文界合力自救渡難關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又一次勾起沙士（SARS）時期的回憶，當年銀行户口不夠100元，不能提款，結果要排隊入20元，才能把剩餘的一併提出。」從事藝團管理及戲劇教育的張婉婷，身處是次經濟衰退的打擊，不禁回想起昔日沙士無工開，每日靠「食老本」度日的艱辛歲月。縱使特區政府早前推出300億元「防疫抗疫基金」，向受反修例風波及新冠肺炎疫情連環重創的行業提供支援，冀藉「撐企業」來「保就業」。然而，大多數措施的惠及對象都是僱主，前線員工根本無法得到保障。這背後是政府多年來沉醉於滴漏式經濟迷思，誤以為提供一次性資助是套解決問題的良方。
經歷持續大半年的反修例風波，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香港正處於回歸後第三次經濟危機，各行各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本來發展就不算蓬勃的藝文界，算是首當其衝而又較少人關注的一群，不少藝文活動觀眾數目銳減、票房收入急降。近期，康文署為了避免人群聚集，決定暫停開放所有文康設施及表演場地，更打亂了不少本地藝術團體的演出安排，紛紛宣布取消或延期未來數個月的項目。
張婉婷負責營運的舞蹈藝團便是當中一例，旗下藝團項目相繼取消，每日忙於退票工作。她既無助，但也明白，疫症當前，暫停表演也是無可厚非，只期望政府提供的援助能真正落到有需要的前線工作者身上。
親歷沙士零收入慘況
現靠底薪不致手停口停
疫症未爆發前，張婉婷每月收入將近兩萬元，作為家中唯一的經濟支柱，這份工資尚能維持她的開支和供養年邁雙親。她透露，疫症爆發前，一半收入來自藝團的行政工作，另一半則依靠教育工作—前往中小學教授戲劇班；然而，教育局早前宣布各中小學因應疫情停課，並暫訂最快在4月底才復課，故校方也叫停原先已安排的戲劇課程。張婉婷保守估計，未來兩三個月都不會有課程可授，只能依靠藝團每月提供的5,000元底薪過活，直言收入已接近停頓狀態，不得不思考如何解決這段時間的開支。
「我已算是比較幸運的一員吧，畢竟有一份藝團行政工作支撐着，未至於一元收入也沒有。」從沙士時期走過來的張婉婷，憶述當年經濟蕭條的慘況，當時剛剛從院校畢業的她，膽粗粗憑籍全職自由工作者身份，前往不同場地表演舞蹈和戲劇賺取收入。惟當時疫情嚴峻，各行各業都面臨嚴重危機，藝文界也難獨善其身，故她深刻記得當年有長達數個月時間，是幾乎沒有收入的，只能依靠僅存的積蓄過活。
她笑言當時「死唔去」，全因尚有微薄積蓄能「吊住條命」，惟該段經歷卻讓她上了寶貴一課，明白以自由工作者方式謀生，存在的不確定性，長遠而言並不穩妥，促使她考慮日後轉型的安排，包括正式簽約藝術團體，以換取固定的收入來源。
至於近年萌生退居幕後的想法，與當年的經歷也有一定關聯。曾經的全職自由工作經驗，張婉婷明白疫情對這群同工的衝擊有多大。她補充指，機構聘請自由工作者時，往往都以「堂數」或「項目」作授薪單位，換言之，如果課堂及演出被取消，他們便不會得到任何收入，即使事前已作的投資，包括購買演出服飾，及租用音響燈光設備等。
其實，藝文界多年來也是依靠自由工作者支撐，他們不受合約保障，沒有底薪，若然失去工作，真的連一元收入也沒有。張婉婷慨嘆，現時很多自由工作者嘗試利用不同方法來解決收入問題，例如提出利用錄像模式，將教學內容供學校播放，以換取部份報酬，然而，相關細節安排仍在討論階段，暫時未見進一步消息。當中最叫她難過的，便是旗下藝團的一名服裝設計師，由於近期開工不足，要利用一己專長，即是縫紉技術，自行製作布口罩到市面出售，以換取微薄收入維生。問題是，這名服裝設計師的故事並非孤例，在這場疫症下，實在難以估算在各行各業中，仍有多少悲慘的掙扎求生故事發生。
疫情打擊相當沉重
業界合力自救渡難關
疫症肆虐，本地藝術活動近乎停擺，很多藝團及製作單位都受到打擊。除了站上舞台的表演者，幕後團隊也同樣受到牽連，當中包括服飾舞台設計、燈光音響設計、以及藝術行政人員。張婉婷向記者講述旗下藝團的情況，指出有一套踢躂舞的演出要取消，包括四場公演及一場學生專場。她皺着眉頭說，停演決定初步估計造成達18萬元損失。同時，業內已有大量從業員出現「手停口停」情況。縱然失去工作機會，生活仍要繼續，她不得不去思索怎樣解決收入驟減這道難題。
撇除藝團的行政工作，僅失去一切教育收入，已對張婉婷構成沉重打擊，畢竟到校的戲劇教育及學校巡演是業界的主要收入來源。原先，張婉婷的工作排得密密麻麻，「每星期要開足六日工，工作編排十分穩定，教育與藝團行政工作分別各佔四天及兩天。」然而，自疫症爆發後，她不斷收到各中小學通知課程要延遲開辦，直至最近，情況變得更不樂觀，幾乎手上所有的教學通告都要終止，即使教育局宣布4月份開學，但她也被知會不用再前往學校授課。換言之，本學年度所剩餘的教學工作劃上句號，失去大半收入的日子起碼持續到暑假前。
其實，張婉婷對此情況早有預料，她搖搖頭說，畢竟學生復課後，校方必然先盡早安排追回原本的學術課程，興趣班只能無奈被犧牲，然而，她卻有千萬個理由不願向命運低頭。她解釋，在疫症發生前，有一間中學聘請她當英語音樂劇導師，她已邀請了另外兩名同工前往分別教授唱歌和舞蹈技巧。惟只有課程能持續下去，受邀約的同工才有工開，不致於讓他們失去飯碗。
張婉婷坦言身上肩負沉重的責任，讓她感到無助。而每年2月份開始，均是戲劇界收入高峰期，不少從業員為學校戲劇節擔當導師工作，惟學校停課，數月前已開始的排練全白白浪費，從業員也未必能獲得報酬。
疫情對業界打擊嚴重，民政事務局也有對應策略，提出「藝術文化界資助計劃」，建議從「防疫抗疫基金」撥出1.5億元資助受影響團體，並與藝發局、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香港藝術節協會、粵劇發展基金、香港八和會館，及非公營演出及展覽場地合作，支援受影響的業界人士。政府表示，業界內的4,000名自由藝術工作者也能被囊括其中，每人可獲7,500元津貼；每個藝團最高可申請80,000元資助；每場被取消的粵劇演出能申請上限50,000元。
對此，舞台藝術界也成立了一個抗疫援助關注組，有意集結業內力量，為行業爭取最適切的抗疫支援。張婉婷作為關注組成員，對資助計劃不感滿意。她解釋，政府縱然表示將會向4,000名自由工作者發放資助，但名單至今仍未交出，惟按照她於業界打滾多年的經驗，她推斷相關人數遠超4,000人。當中最讓她不滿的，就是政府將會向九大藝團增加8%資助，卻未有詳細交代相關款項的用途，藝團基層員工能否從中受惠也是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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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05期《香港01》周報（2020年03月16日）《政府粗陋經濟思維下 被抗疫基金遺忘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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