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預算案2020】香港01致陳茂波——除了派錢，請你走多步！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台鑑：
受反修例風波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雙重打擊，香港正面臨回歸後第三次經濟危機，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亦跌至谷底；然而，你上周三（2月26日）在「萬眾期待」下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一舉推出涉款1,200億元的大規模逆周期措施，又接納跨光譜倡議向每位18歲或以上香港永久居民派發1萬元，成功令民望反彈16.8分至43.5分，並以55.7分創下2010年以來最高的預算案評分。
不過，這已是你三年半來第二次「派錢」——市道穩定你「派錢」，經濟下行你還是「派錢」。霎時間不禁想問，除了「派錢」，你還做過什麼？
你早說過，「派錢」不符合有為政府的理財原則，與其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你也說過，面對最卑微、最失落、最容易被忽略的基層，一定要秉持最大的氣魄重整分配結構、改善扶貧政策、促進稅制改革；你還說過，往屆政府的《財政預算案》缺乏長遠規劃的社會願景，必須提升財政儲備的投資回報，配合香港發展新興產業。憑這些話，我們相信，比起傳統政治精英，你對香港困局有相對深刻的認識；然而，自2017年接任財政司司長後，你昔日說過的那些「救港良方」，好像都沒有什麼進展，實在令人失望！
除了「派錢」，大家還記住了什麼？
不過，如果說你毫無作為，也不中肯。因為在市道不景下，你敢於突破以往「小政府、大市場」思維，甚至解開「公共開支不得超過本地生產總值的20%」及「財政儲備必須維持至少15個月政府開支」等枷鎖，大膽「開倉」千億提振經濟；再者，對普羅大眾來說，尤其是經濟衰退下首當其衝的基層，「派錢」的確可解燃眉之急，並且帶動本地消費。
問題是，長遠來說，「派錢」難以紓解社會矛盾，亦無助紓緩百姓焦慮。因為當下的民怨沸騰，正是源於港英時期已積壓的深層矛盾——掌權的精英受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捆綁，缺乏「主人翁」意識的公務員又怠政懶政，導致資源分配長期傾向既得利益集團，令產業發展單一、經濟轉型困難、階級流動固化、貧富懸殊嚴重。不難想像，如果你只為紓緩民怨而「派錢」，卻不從根本秉承公義扭轉分配結構，深層次矛盾就會無限累積，市民的焦慮不安也會持續，類似反修例的大型社會運動難免重臨，香港就要再被折騰一遍；然而，就算我們有萬億儲備的家底，也耗不起再多一場「反修例」。
遺憾是，「派錢」這劑「嗎啡」一出，幾乎已麻痹了社會對資源分配不公不義的痛感——主流輿論只關心「何時派」、「怎樣派」、「派了做什麼」，但鮮少指出這種「貧富均一」的「派錢」方式並未能令最有需要的基層獲得最適切的援助，而各大政黨亦只沉醉在「成功爭取」之中，遑論延伸討論香港怎樣應變經濟危機、如何檢討公共財政運用等等迫在眉睫的課題，完美上演「香港窮得只剩下錢」的悲慘境況。
更令人失望是，就算市民安於現狀、政黨不思進取，但作為財政司司長的你，上周六（2月29日）竟然在網誌「妄想」經濟低潮後會迎來顯著反彈——這種僥倖心理難免令人質疑，你似乎也沒有什麼憂患意識，甚至未能洞悉香港已進入前所未見的轉型時期。
其實，無論是2003年SARS疫情後「開放自由行」，還是2008年金融海嘯後「熱錢流入」，香港都是被動享受外圍環境變化的紅利，令旅遊及金融等傳統支柱繼續坐大，根本未能主動因應增量拓展新興產業；直到近年，中央以「積極一國兩制」思維推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作出「粵港澳大灣區」這個絕對有利香港轉型的國家戰略部署，奈何官商民仍是一副搭順風車或「被規劃」的心態，完全未能掌握先機積極促進「港深同城化」——靈活運用創新思維破除行政分割和保護主義、提升經濟活動交易效率、促成以本地利益為依歸的經濟結構和產業轉型。本來已經走到瓶頸的香港經濟，又被反修例風波折騰了整整八個月，如今面對新模式的機遇，若仍死抱舊思維、妄想「等運到」，到時又怎能頂得住？
除了「派錢」，「分配」請你走多步！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無論是經濟抑或政治，香港根本沒有沉迷虛幻、自欺欺人的空間；事實上，這也正正是你以前念茲在茲那些「救港良方」可以派上用場的時候！
無可否認，特區政府由去年8月至今年2月，先是推出四輪共250億元惠及商界的紓困措施，上月中再加碼300億元推出「防疫抗逆基金」為中小企「吊鹽水」，至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又有12項涉款183億元以「撐企業、保就業」，堪稱亞洲最重手——你的邏輯是，希望藉措施「撐企業」，繼而「保住三百多萬打工仔的飯碗」。然而，從系列明顯向商界傾斜的措施可見，包括你在內的特區高官，似乎仍然在滴漏式經濟迷思中徘徊，盲目相信只要減低經營成本，有良心的僱主就會大發慈悲和僱員分享援助或利潤。問題是，「滴漏效應」的神話早就被戳破，在追求極大化利益的本性下，僱主會憑藉資本優勢在市場中累積更多財富，而僱員卻因未能直接受惠而朝不保夕。
「對於社會上的3L——the least, the last and the lost，即最卑微、最容易被忽略和最失落的一群，當我們提出要幫助他們時，我認為我們完全有能力及應該有更大的氣魄來進行。」——你昔日擔任立法會會計界議員審議《財政預算案》時，尚且義正嚴辭地指出，「重視市場的政府，絕對不等於一個冷酷無情的政府」，又強調港府斷不能漠視弱勢社群的需要，更不能只為他們提供小恩小惠的紓緩措施——然而，當你搖身變成香港的「大掌櫃」，你不但沒能恪守分配正義的原則改革扶貧或勞工政策，反而沿襲往屆政府的「津貼主義」，只願意為個別有需要人士提供一次又一次的「一次性援助」，而沒有檢討並制訂整全的保障制度。
《香港01》多次指出，由於上述的結構性困局，在「一次分配」（即按市場效率原則分配）中，政府已經未能為僱員建構一套公平合理的「按勞獲酬」制度（例如時薪70元的最低生活工資、能夠保障工作與生活平衡的標準工時、免除巨額行政費用的強積金、令全民老有所依的退休保障），導致草根階層和弱勢群體往往備受僱主剝削；至「二次分配」（即通過稅收及社會福利進行資源再分配）時，政府也未有積極透過稅務及福利政策建構財富轉移，以提升所有階層的生活品質，並鼓勵有志者創業致富，藉此調節貧富階層的收益差距。
未能與時俱進的香港稅制，正正是個「二次分配」的「反面教材」——本港原本以累進稅及標準稅並行，以實現「能者多付」，但每逢《財政預算案》，幾乎都會出現寬免稅務及差餉的措施，導致「富者多得」。這種明顯偏袒中產和富者的做法，不但完全違反分配正義，而且因為年年推行，變相把「一次性」紓困措施「恆常化」，根本未能發揮財富再分配的作用。例如，立法會秘書處就《財政預算案2017/2018》撰寫的研究報告顯示，當局在2007年至2017年間，合共有3,200億元的「一次性紓困措施」開支，當中64%金額由納稅人獲得，但基層只分享到16%的款項；另外，以今年度為例，全港195萬名薪俸稅納稅人當中，有約134萬屬較低收入人士，當中絕大部份可能只獲得數十或數百元的退稅。
令人不解的是，你早年擔任代議士時，已看清現行稅制的弊端，甚至多次促請特區政府進行包括擴闊稅基、開新稅種等等在內的稅制改革，藉此配合產業政策、解決貧窮問題、消弭社經不平等；但緣何，當你掌握稅改大權的時候，卻一再以「香港實行低稅政策」迴避，並像特首林鄭月娥一樣，屢次用「研究」、「研究」、「再研究」作拖延？
香港之所以需要進行稅制改革，並不僅僅是以增加稅收為主要目標，而是要實踐稅制的公平正義，從而提升對基層的保障。再者，以「經濟自由度指數」所調查的國家和地區為例，有174個設有薪俸稅，而其稅率平均值和中位數分別是29.6%和30%，遠高於香港的15%，另有177個設有公司稅，其稅率平均值和中位數則分別是24.7%和25%，又高於香港的16.5%——可見香港即使微調稅率，也仍然可以奉行低稅制。除此，參照德國學者編訂的「稅務吸引力度指數」，原本排名第25位的香港，若只計算「公司收入稅率」、「個人收入稅率」、「資本增值徵稅」及「分發股息徵稅」的話，就會跌至第41位——換言之，稅制對營商環境的影響，絕不限於稅率的高低或稅種的多少，而只要政府能夠推出相應的稅務配套措施，仍然可以抵銷調整稅率或新增稅種後的負面衝擊。
除了「派錢」，「產業」也須走多步！
「一直以來，我與議會內的一些同事均不厭其煩地促請政府檢討和改革財政儲備的投資，提升回報率，以及用來幫助香港新興產業的發展。但是，很可惜，特區政府至今仍沒有積極反應。」——不料，你昔日在議事廳內對《財政預算案》的批評，其實也適用於你今日所發表的《財政預算案》。儘管你有意透過「未來基金」對財政儲備的投資管理進行改革，也儘管你年年承諾要「積極發展新增產業」，但有關工作進行得相當緩慢，甚至可謂「捉到鹿但唔識脫角」。
你提出在「未來基金」中撥出220億元成立「香港增長組合」的投資組合，以投資與「香港有關連」的公司、項目或基金，而政府內部更形容這計劃類似新加坡主權基金淡馬錫，將集中投資於生物科技、醫療及創科等新經濟範疇。姑勿論這個「港版淡馬錫」與持有3,130億元坡元（約18,000億港元）投資組合的淡馬錫之投資規模有天淵之別，如果政府仍然未能破除死守巨額財政儲備的迷思、化被動為主動重整投資策略以活化經常開支，再多基金也是枉然，甚至會淪為東施效顰的國際笑話。
事實上，「未來基金」自2015年由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從「土地基金」撥出2,197億元成立後，本身已經為人詬病。該基金一直存放在作為政府財政儲備的「外匯基金」當中，由金管局負責長線投資，並規定除緊急情況不得於2026年前提取，以便將來可以應付人口老化及經濟增長放緩的財政挑戰。換言之，「未來基金」的設立，不是為了防微杜漸，而是預視到危機的出現但不積極克服而僅是積穀防饑，等同將今天的問題拖延至明天解決。
至於「外匯基金」，你擔任立法會議員時，也早就批評金管局的投資策略非常保守、投資工具限制多多、主要集中美元資產，而每當有人批評當局投資回報不佳時，當局總會搬出要以財政儲備維持金融穩定作為「擋箭牌」。你當年甚至提倡當局參考新加坡把財政儲備三分管理的做法，即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作低風險和易套現的投資、由新加坡政府投資有限公司（GIC）主攻長期回報的不同投資組合、由淡馬錫入股其他公司及股票投資；你更指出，後兩者每年扣除通脹後，都會把一半回報注入新加坡政府的經常性開支，而經常性開支中又有約一半用於社會福利開支，藉此確保「二次分配」的有效運行，又防止新加坡食盡老本。
轉眼八年過去，沒想到，你當日對「管理儲備」的高見，直到你掌握財政大權後，還須先成立由馮國經、劉遵義、王冬勝及陳德霖等重量級財經專家小組，再「借」他們的建議來嘗試落實。但願這一試不需要再等八年，亦希望你儘早為香港制訂通盤的產業戰略，方能善用儲備配合香港未來發展。須知道，香港產業單一問題不斷惡化，以2017年為例，金融、保險及地產行業的產值合共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39.4%，但它們只養活了6%的就業人口，反觀GDP只佔6.5%的零售、餐飲及住宿服務業，卻養着15%的就業人口，而其工資中位數根本不及金融業的一半，可見大量財富流向金融資產領域。
產業改革迫在眉睫，你任內也多次強調要「尋找新的增長動力，積極發展新興產業，擴闊經濟基礎，為年輕人提供更廣泛和優質的就業機會」；但現實是，你的「產業大計」從來「只聞樓梯響」。不難推測，港府官員多年來囿於自由經濟迷思，不願也不敢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者」，遑論全面檢視香港的產業困局，主動扛起推動產業改革的重責，令廣大香港市民都成為新興利益結構的一分子。而本來有點不一樣的你，也被他們同化了嗎？
沒有整全的產業規劃，以及對符合香港優勢的醫療、教育、創科及航空等產業有突破想像的發展願景，自然不知道香港需要怎樣的人才，也不知道到底應該如何培養、吸引、發掘及使用人才——例如，誤以為只要透過「研究員計劃」和「博士專才庫」的資助培育了一堆擁有文憑的「科研專才」，就等同培養了香港發展創科產業的能力（即包括研發技術的能力、整合複雜科研的能力、把科研轉化成產品的能力、把產品轉化成可以供給市場消費的能力、以及透過市場再增進自身創科能力的能力），待「緣分到了」就個個就可以變出「大疆無人機」；又妄以為只要成立了「香港國際航空學院」，為6.8萬人次提供以管理為主而非培訓機師的課程，就能令香港發展成為國際航空人才培訓基地。
其實，只要你秉持當年的信念和原則，願意多走一步，香港可能變得很不一樣。例如主動出手為創科產業提供市場、組織人才、發掘產品，並借助深圳在創科和製造上的能力來推動積香港轉型；又如極投放資源培養更多本地機師及飛機工程師，令香港成為航空人才培訓基地。
你常言，「有志者有千方百計，無志者只感千難萬難」——我們仍然期望你能以「千方百計」，攻克官僚港府的「千難萬難」！
敬頌
春祺
《香港01》謹啟
2020年3月2日
上文刊登於第203期《香港01》周報（2020年3月2日）《《香港01》致陳茂波公開信 除了派錢，請你走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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