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兒．上】官民觀念依舊落後 預防虐童須更整全政策
兩年前的今天（2018年1月6日），5歲女童陳瑞臨（臨臨）疑遭生父及繼母虐待致死，事件震驚全港，促使特區政府成立此前民間爭取了二十年的兒童事務委員會，並在公營小學推行「一校一社工」。事隔兩年，虐兒個案仍然頻生，但大眾關注度已有所減退，後續的保護兒童政策亦未見蹤影。這不禁令人疑惑，問題究竟出在哪裏？人們為什麼會虐兒？防護兒童失效背後牽涉什麼結構問題？我們又應該怎樣修補這千蒼百孔的防虐安全網？
根據《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引》，「虐兒」指「對18歲以下人士作出危害或損害其身/心健康發展的行為，或因不作出某些行為以致兒童的身/心健康發展受危害或損害」，但這並非法律定義，而是基於社會標準及專業知識所釐定。
綜觀社會福利署數字，在2008年至2018年間，呈報的虐兒個案由882宗增加約兩成至1,064宗，當中不乏將兒童虐待至植物人甚至死亡的嚴重個案（表一）；至於施虐方式，按2019年頭九個月的統計，43%屬身體虐待，逾三成性侵犯，近四分之一疏忽照顧（表二）。
在施虐者的身份及背景方面，以防止虐待兒童會（ACA）2017年的統計為例，逾七成懷疑施虐者是受害人的家庭成員，包括母親（34%）、父親（20%）、父母雙方（12%）、其他直系親屬（11%）；當中有49%涉及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有50%與經濟困難及適應新環境相關，另有42%離不開父母的婚姻及情緒問題（表三）。
由此幾可勾勒出香港虐兒情況的主要輪廓—家庭存在經濟或婚姻等問題，心力交瘁的父母難以分配足夠時間照顧兒童，加上各種壓力誘發他們出現負面情緒，在缺乏正確管教觀念的情況下，導致他們使用不當的方式對待子女—難怪有人會形容，受虐兒童就是病態社會的犧牲品，而這個病態社會當中，則充斥着不少虐兒迷思。
迷思一：「體罰」與「虐兒」差一線，毋須立法禁止？
「棒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嚴師出高徒」，這種傳統教育觀對我們來說絕不陌生；年幼時所承受的「藤條炆豬肉」，至今也仍歷歷在目。不少家長相信，包括體罰在內的嚴厲管教手段有助糾正孩童偏差行為，培養他們成材。然而，體罰與虐兒往往只是一線之差，家長也低估其對子女成長和親子關係的長遠傷害。聯合國曾於2007年指出，體罰完全違反《兒童權利公約》，故任何形式的體罰均不應被接受，而全球至今已有58個國家立法禁止，惟香港只於1991年禁止教師體罰學生，但未有規管家庭。
每當有團體促請當局全面立法禁止體罰，必然掀起極大爭議。首先，它挑戰了華人社會根深柢固的教育觀念。然而，愈來愈多研究表明，體罰無助於教育。美國猶他大學兒科教授Antoinette Laskey曾於第43屆聖地牙哥兒童及家庭虐待國際會議中指出，目前沒有研究支持使用體罰有助改善兒童行為的說法，相反體罰很容易升級至暴力水平，對兒童造成身體傷害，甚至破壞親子關係，令管教更加困難。同時，也有不少數據顯示，體罰影響兒童大腦發展，並會促使兒童出現暴力或反社會行為。
立法的第二大困難是，不少家長認為他們年幼時曾經歷體罰，至今依然安好無缺，因而相信孩童要吃過苦頭才會懂事，導致體罰具備「跨代傳播性質」。香港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黃翠玲解釋，倘若父母兒時受過體罰，長大後也會將過往與父母的相處經驗作為與下一代相處的藍本，從而造成體罰的惡性循環。香港大學2013年《香港不同地區虐待兒童的情況：社會性指標及地區差異的研究》顯示，在2001至2010年所錄得約5,000宗虐兒案中，有超過65%施虐者在童年時曾遭受不同程度的虐待。
第三是難以就「體罰」釐定統一標準，假如連輕微的「打手板」也不被允許，恐怕不會被大多數家長所接受。不過，黃翠玲提醒，大部份虐兒個案都是由體罰開始，不少父母起初選擇用手輕打子女，以取得短暫震懾作用，但由於他們育兒經驗不足，當子女不再懼怕輕微罰則時，父母很容易將手段升級至用衣架甚至藤條，或對子女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
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主席雷張慎佳亦指出，體罰與虐兒的差別論是個典型的偽命題，「到底輕輕打一下算體罰，還是重手連續打一百下才算？這絕對會爭論不休，也毫無意義。」因此，她呼籲大眾關注他們提出這項倡議的初衷，重新認識並學習最有利兒童成長的管教模式。
迷思二：父母面對生活壓力，子女必然是出氣袋？
體罰對父母而言，到底是管教子女還是發洩情緒，這是一個問題。兒童臨床心理學家鄒凱詩指出，父母在管教時訴諸體罰，原因幾乎都離不開沉重的生活壓力。她接觸的案例中，就有不少源於工作壓力過大、婆媳關係不佳、婚姻亮起紅燈，導致與子女相處時情緒失控，運用了錯誤的管教手段；如果子女患有發展障礙、性格不融等，也更易促使受壓的父母訴諸體罰。
黃翠玲亦強調，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體罰及虐兒原因可謂錯綜複雜，包括家庭結構破碎、子女發展遲緩、家庭成員有不良嗜好等，「不少看似因情緒不良造成的慘劇，很可能在背後混合了經濟壓力和婚姻破裂等種種緣由」，故不能單純歸咎於施虐者的情緒管控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生活壓力無疑會誘發父母產生負面情緒，增加釀成虐兒慘劇的機會。
然而，無論家庭問題的原因為何，手無縛雞之力的兒童身處家庭結構最底層，難免較易成為父母發洩負面情緒的對象。鄒凱詩建議，父母與子女相處出現困難時，應主動向專業的第三方尋求協助，釐清管教困難的真正原因，接受專業人員提供輔導，共同找出最理想的相處管教模式，避免家庭關係進一步緊張起來。
有鑑於此，關注團體一直促請當局支援「高風險家庭」，從源頭堵截虐兒案。所謂「高風險家庭」，泛指家庭面臨不同壓力來源，但自身缺乏有力的支援系統，亦未有足夠資源應對各種危機，導致其虐兒風險高於一般家庭。因此，政府在促進社會變革、改善民生問題以紓緩普羅大眾的生活壓力時，亦應該盡快建立完善的高危家庭篩選系統，例如透過母嬰健康院、醫院管理局，或各大社福機構，通過主動挖掘目標族群，並盡力提供相應的彈性工時、情緒輔導、管教支援或福利配套。
事實上，上文提及「普及預防虐兒」及「支援高危家庭」，正正是社福界多年來促請當局落實的兩大工作，惟特區政府在第一層的工作欠妥，而第二層的工作更幾乎空白一片。雷張慎佳批評，港府經常將上述兩大工作掛在嘴邊，但過往應對虐兒悲劇時只懂作出「救火式回應」，即在虐童悲劇發生後，才推出一些零碎措施撲火，但成效遠不及由預防階段做起。
她分析，本港防虐工作的不全面，或與政府輕視兒童權益的態度息息相關，因為當局一向片面地以為，「只要改善經濟，提供更多房屋，解決更多基建設施，社會就能穩定下來，孩童自然能健康成長」，但從來沒有充分理解兒童問題，更未能增撥資源推行具針對性的保護兒童政策。
特區政府輕視兒童事務的問題，還體現在不同部門各自為政，遲遲未能統合受虐兒童的資料成立中央資料庫，導致有關數據散落於社署、警務處、教育局及醫管局等。香港電台2018年透過《公開資料守則》取得前中央政策組一份虐兒研究，發現在2001年至2010年間，社署資料庫共錄得4,840名受虐兒童，但醫管局則有7,548名受虐兒童，當中有六成受虐兒童資料未有記錄在社署資料庫內。
社署其後解釋，數據差異源於部份個案經調查後被斷定不涉虐兒危機，卻未有釐清有關判斷標準與醫管局存在什麼差異，難保有人低估兒童被虐的程度。直至去年11月底，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才表示，將在翌月展開建立中央兒童數據資料庫的顧問研究工作，預計需時18個月完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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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96期《香港01》周報（2020年01月06日）《官民觀念落後 幼弱難自救 呼喚整全政策 消弭虐兒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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