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青看台灣：台綠能政策失經濟自主權

數年前初到台灣，進出台灣的各個文青咖啡廳、獨立書店場所，總會看到「反核，不要再有下一個福島」的旗幟。但隨着蔡英文當選總統，台灣在意識形態上進一步向西方傾斜，其中「廢核綠能發展」即為一例，也成為近期台灣政治一個焦點議題。一時之間，對綠色能源的未來想像和環保主義者均處於狂喜狀態。然而，最近正式出台的綠能政策卻讓人質疑這種欣欣向榮走向背後，台灣社會要為此選擇付上沉重代價—延續「華盛頓共識」的自由開放政策，犧牲了社會能源的獨立自主。

在應屆聯合國氣候峰會上，瑞典少女、環保倡議者通貝里（Greta Thunberg）振振有詞地痛斥各國政客在減碳政策上作為不足、「出賣下一代人的未來」的片段，成為了全球媒體的焦點。一時之間，「全球綠色新政」（Global Green New Deal）成為了聯合國宣傳的熱門詞彙，甚至連第三世界的非洲發展銀行也高調提出「將沙漠轉為太陽能發電農場」計劃，為6,000萬人提供電力，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更提出於2030年前全球集資一萬億美元發展綠能的計劃。

在綠能成為全球熱門議題之時，台灣的「離岸風場」計劃近日也正式上線。可是，按台灣媒體《焦點事件》報道，在公布的十個「遴選風場」（2020至2024年）和四個「競標風場」（2025年）之中，屬於台灣公司（台電、上緯）的發電量僅佔7%。93%的電力均由澳洲、德國、丹麥、加拿大、新加坡公司產出，並由台灣當局與其簽訂購電契約（Power Purchasing Agreement），由外國公司向台灣出售電力。之所以有這樣的設計安排，是因為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框架下，台灣「不得歧視外國投資者」，所以失去了重要戰略性資源的經濟自主。然而，台灣這個案例，只是新自由主義政策下一個縮影。

華盛頓共識下綠能淪為生意
回歸到「全球綠色新政」的脈絡，很多人以為這是美國當紅女議員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所提出。但其實在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以後，聯合國委任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帶同全球經濟精英組成「斯蒂格里茨委員會」，正式名字為「聯合國國際貨幣與金融制度改革專家委員會」。在面對2008年危機後的改革工作，斯蒂格里茨委員會的全球精英提出「綠能新政」：以發展第三世界的綠能為主軸的產業政策，修復全球金融化的泡沫循環。

按前聯合國經濟及社會事務處助理秘書長Jomo KS的說法，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口頭上答應了「斯蒂格里茨委員會」的建議，但要求他們先按兵不動，以免打草驚蛇，待2009年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時由他本人來發表。但最終潘基文出賣了「斯蒂格里茨委員會」綠能新政的方案，G20集資21萬億美元當中的85%被用來為美國製造的經濟泡沫「填數」，其說辭為「要解決綠能投資障礙，須先穩定市場的風險因素，因此必須先為美國市場注入大量資金」。

這種新自由主義色彩的美國中心主義，可說讓今天綠能發展推遲了十年。讓人遺憾的是，今年的《聯合國貿易和發展報告》（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仍然在說十年前已經由專家們提出的綠能新政計劃。可是，媒體都只讓公眾看見諸如少女通貝里狂飆痛哭的畫面，而未有注意到專家們已經苦口婆心地說了十年。

亞洲四小龍的「先發負擔」

在這個全球性「綠能淪為投資生意」的新自由主義趨勢之下，台灣的綠能發展淪為國外資本分紅、以技術優勢榨取台灣海岸風能資源的尷尬局面，只不過是整個悲劇故事發展的其中一個縮影。讓人感到諷刺的是，曾經以技術優勢著稱、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帶領大陸技術發展的「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台灣，在西方資本面前是如此不堪一擊。

技術的落後導致無法獨立自主，是台灣這種「先發經濟」（相對於大陸的後發經濟）所面對的「產業技術升級成本過高」關卡的一個通病。相較於大陸河北省從張家口一直到塞罕壩連綿不絕的風能農場所讓人看到的綠能發展希望，台灣因為技術落後造成的能源不自主，只是讓人看到新自由主義下小經濟體發展停滯的絕望。

有關「產業技術升級成本過高」的問題，在整個台灣的基礎建設領域中有無數例子。例如筆者曾經因工作到訪較不富裕的苗栗市，看到的是一個「沒有年輕人」的城市生態，因為凡大學畢業的年輕人都已經北漂到台北賺錢，剩下的是一個「中老年人城市」，以及大量外籍新娘和她們開的越南小館。入住的旅館也是髒亂不堪，衞生環境惡劣，讓人感覺到這個地方一直停滯在八十年代的發展水平。可謂是一種相較於經濟學所說「後發優勢」的升級成本過高而停滯的「先發負擔」。

兩岸問題令台產業停滯不前

然而，在「欠缺發展」和「依賴西方技術」兩個爛蘋果之間，台灣的發展其實還有別的出路。像上述河北省的風能農場計劃，在大陸之所以可以成立，是因為國家經濟規劃得宜，加上河北省鋼鐵產能過剩，在兩個因素影響下才發生的結果。大陸有創意地利用了這個本來是負面的經濟負擔，發展成為讓人充滿希望的綠能計劃。

為什麼台灣當局不可以向大陸購入技術和鋼材而自己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能源系統呢？說白了，還是因為兩岸問題沒有解決，台灣當局抵制大陸，無法好好利用大陸為整個區域帶來的發展機遇。政治的問題演變成產業發展上的阻礙，不但讓台灣的產業受苦，更加重了一般民眾的電費負擔。諸如非洲各國都懂得接受大陸的技術援助，大興土木建立綠能產業，或是像埃塞俄比亞的復興水壩般透過國內集資完成重要項目的建設，可是，台灣卻因為對西方技術的依賴，走不出「欠缺發展」和「依賴西方」之間的困局。

有關非西方國家之間的技術合作這一說法，並非筆者忽發奇想，或是為中國的立場背書，而是第三世界在抗擊西方技術壟斷底下的一個長久傳統。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來自地球南方的經濟學家聚集於聯合國七十七國集團（G77）大會上，提出「發展中國家技術合作」（Technical Coopera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TCDC），指出由北方國家發起的技術壟斷是第三世界無法獨立自主的關鍵，並提出應該以「技術互換」的方式來抵抗這一種搜挖天然資源的壟斷。北方國家的回應是大幅度擴大「知識產權法案」（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的應用範圍，以阻撓南方國家試圖打破壟斷。

這一段小小的歷史，就是為什麼非洲國家都會張開雙臂接受中國提出的技術轉移和基礎建設方案，歷史的根源早已經為這一政策措施達成了第三世界之間的共識：唯有實現真實經濟上的獨立自主，多邊主義的政治共同體才能出現，並瓦解由單邊主義建立起來的霸權秩序。這一種說法對中文讀者來說無疑十分陌生，也不是媒體所傳達的「中國形象」，但確實是世界正朝向的趨勢。有關這個政治背景，筆者推薦Vijay Prashad的《The Poorer Nations》一書，當中剖析了聯合國和G77、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歷史。筆者也相信，唯有透過和第三世界歷史上的相互參照，很多發生在台灣的問題才能找到出路。

台灣政治生態仍在冷戰思維中

回到筆者親身在台灣的經驗，廣泛的反核、綠能、反中等年輕人之間的意識形態之爭，仍然還在歷史的制約之下，以情緒化的「非此即彼」方式被提出。也因為視野被激烈的情感分化所局限，收窄了在公眾領域上的討論空間，時不時便提出強烈「亡國感」的煽動性言論。其實這都仍停留在冷戰圍堵政策的思維中，是強烈反中的「分而治之」這情感政治的一部份。

從香港人身份觀看台灣再回望香港，其實事情不是也很接近嗎？對中國的反抗導致我們無法理性從產業政策來看待陸港關係，並尋求經濟上的公義和連帶。這個說法無疑會挑動很多人的情緒，認為這是在為中國背書。可是，筆者並不否認中國內部和外部有種種問題的存在，但我們也不能看到這些問題，便以為這就是事實的全部。

像香港、台灣這些光輝一時的地方，背後同樣也是被「華盛頓共識」和外資操縱等多重因素所影響。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我們應該要學會做到的就是「權衡」：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我們內部問題的多重制約，並且在更高的視野當中找回香港跟台灣、中國大陸，及至世界之間應該發生的關係。

上文刊登於第193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2月16日）《港青看台灣：台綠能政策失經濟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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