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調．三】曾經的官方智囊 劉兆佳：政策不能遇反對便撤回
「民意」與「政府決策」之間，究竟誰是因誰是果，是個有趣的問題。作為官方智囊的中央政策組（下稱「中策組」），三十年來的主要職能不斷在「掌握民意」與「政策研究」之間徘徊—這或可窺見當權者的取態。
1989年成立的中策組，負責客觀評估市民對公共政策的意見，並充當港督、布政司及財政司的政策智囊；回歸後，中策組變成傾重民調的機構，主要為當局搜集民情，但已不再是舉足輕重的政策諮詢機構；至前特首梁振英上任後，中策組再獲重用，但不時被指淪為特區政府的輿論工具、影響政府人事任命、控制政府研究撥款；直到去年，特首林鄭月娥提出把中策組改組為「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主責政策研究及創新事宜的跨部門協作。
談及中策組由「政策研究」到「搜集民情」的轉變，不能不提曾任中策組首席顧問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本身是中文大學社會學教授的劉兆佳，於2002年加入中策組；當時外界普遍寄望他可拉近港府與市民間的距離，而他亦的確展開了大量民調工作。
政策醞釀期間最為有用
劉兆佳形容，在中策組十年任內，民調做得「相當全面」，涵蓋市民對特區高官的信任度、對政府施政的滿意度、對社會重要反對勢力的信任度，甚至對香港經濟、人權自由狀況都會定期進行民調，以幫助政府評估政治形勢、判研施政的先後次序。他表示，政策仍在政府內部醞釀討論期間，是民調最有用的時候；而中策組的追蹤調查能在政策出台前分析市民的接受程度，並向當局建議出台策略，包括需否延期推行、應否因應市民憂慮而調整政策內容等，務求令政策得到更多民意支持。
民意只是政府政策參考的因素之一，每屆政府與特首都有自己想做的事，即使有人反對，但他（特首）覺得這對香港整體狀況有利，就不會因有人反對而不做。
劉兆佳這樣理解民意與政府施政的關係。他進一步指出，「多數人要求政府做一件事而政府不做，其實政治損失相對有限，但當政府說要做一件事而群眾強烈反對，損失便較大。有時候民眾很喜歡的事，政府通常未必咁積極回應，因為會違背政府原則。最常見的訴求是，要求政府增加開支、提供更多福利，但政府有它的原則堅持—不過份介入社會事務，以維持『小政府』的定位。」因此，「民眾喜歡的（政策），若對政府影響較小，政府能夠滿足的一定會盡量滿足，因為可增加對政府的支持及管治威信。政府能夠做的，一定會去做。」
除了委託不同學術機構進行問卷調查，中策組內來自不同界別和光譜的非全職顧問每兩周便舉行會議，向當局反映精英階層對香港形勢的意見；另外，中策組還會委託研究人員搜羅網上輿論，以及透過十八區民政事務專員掌握地區及基層民情。但這些都已成過去了。
「今次政府顯然沒有做（民調）。或許是出於過度自信，不覺得民情會反對，反覺得會支持。」劉兆佳分析，林鄭政府評估修例阻力時，可能以為堅持修例，雖然短期內民望受損，但長期可使香港避免成為「逃犯天堂」或「危害國家安全的地方」，故斷定是利大於弊。
民意與政治現實間拉扯
誤判形勢也好，過度自信也罷，特區政府自製的反修例風暴已經一發不可收拾。如果說，半年前當局未有清楚掌握民意而釀成大錯，那麼，事到如今，當各個民調結果都清楚顯示，絕大部份市民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以平息社會紛爭時，政府的一意孤行是否仍然站得住腳？對此，劉兆佳重申，獨立調查與否的問題，「涉及國家利益，涉及維持警隊士氣達到『止暴制亂』。香港警隊如有任何閃失，那將等於『一國兩制』的防線崩潰。」
「民意」與「政治現實」拉扯着政府決策。美國政治學者Robert Weissberg指，民意不應主導公共政策，因為對受訪者來說，很容易回答他對某項政策的喜好，但調查過程中卻忽略政策的成本、缺點以至潛在危機，「衡量到的只是追求福利而不用付出任何成本的世界。」
決策者固然不能只依賴民調結果作政策指標，但當民意基礎進一步崩塌、當民意與施政不斷脫鈎，這個城市會走向怎樣的境地？
相關文章︰
上文刊登於第185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21日）《反映民意VS動員民意 為什麼要做民調》。
更多周報文章︰【01周報專頁】
《香港01》周報於各大書報攤、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訂閱周報，閱讀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