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22年.專訪顧汝德】林鄭不解民情 態度傲慢成民怨催化劑

撰文:陳珈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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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魔僧」之稱的港英時代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Leo F. Goodstadt),近年積極著書解構香港管治問題,其最新著作的中文譯本今年面世,書名《失治之城-掙扎求存的香港》可謂對當下香港的精闢概括。在他眼中,現今香港社會問題千瘡百孔是由多重原因造成,而最大的問題來自歷任特首的施政失誤。眼見現任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兩周年之際遇上反《逃犯條例》修訂的一連串風波,管治陷入困局,顧汝德娓娓道出對這位特區掌舵人的失望。(此文章為《顧汝德專訪》之一)

1989年,港英政府成立中央政策組(中策組),修讀經濟學出身、曾任職傳媒界的顧汝德隨即被招攬為首席顧問。顧汝德早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已來港從事學術研究,回歸後,他繼續自己的「老本行」,研究香港的官商關係、貧富懸殊等深層結構問題。在《失治之城-掙扎求存的香港》裏,其中一章探討香港莘莘學子「被市場魚肉」,配圖為2014年年輕人佔領中環街道的相片。他始料未及的是,不消五年,香港再一次爆發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在上月接連兩個周日有數十萬甚至上百萬計市民上街遊行,示威者佔領街道、衝擊立法會,滿腔熱血的年輕人,再次成為社會抗爭的主角。

滿腔熱血的香港年輕人,再次成為社會抗爭的主角。圖為七一立法會衝突。(美聯社)

談修例:年輕人看不見未來

顧汝德接受《香港01》電郵訪問時說,年輕人憤怒的聲音,不只是為自身利益而鳴。「香港人參與抗議活動,通常不關乎個人利益,而是關於原則、香港價值」—無論是2003年的七一遊行、2014年的「雨傘運動」,還是這次的反修例抗議—但他不忘提醒,激起青年怒火的,還有他們對政府及社會積累的不滿。

「他們有充分的理由控訴,因為政府使他們對未來的幻想破滅。」顧汝德解釋,早於1989年,港英政府為大學收生學額設立15,000個的上限,可是過去二十多年間,特區政府並沒有因應高中畢業生人數上升而調整大學學額,反而將因資助學額不足而未能入讀大學的畢業生,推向副學士或自資學位等高等教育課程。這群學生不但要自行承擔一筆高昂學費,畢業後的薪酬水平更與無同等學歷的人相差無幾,「即使特區政府為他們提供補助,但這些課程的質素,以及就業出路依然不理想。」

顧汝德曾批評,林鄭月娥迷信商業模式是提供公共服務的最好方式,猶如「虔誠的信徒」。(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顧汝德又指出,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來自富裕家庭和貧困家庭的年輕人獲得大學學位的機會相差不遠,現在的情況卻大不相同。他引用2011年政府人口普查數據,指出幾乎一半來自最富裕家庭的年輕人能升上大學,而來自最貧困家庭的年輕人升讀大學的人數增加得很少。這是現今社會「成功靠父幹」風氣的寫照:年輕人的人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家庭收入,這又如何令他們相信學有所成是事有所成之本?又如何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現狀,帶來更好的生活?

顧汝德直言:「這些情況,令新一代對政府萌生恨意。」

林鄭月娥上任後,在首份《施政報告》中強調,未來五年會致力做好與青年「三業三政」相關的工作,並特意成立青年發展委員會。可是,擺在年輕人眼前的現實似乎是生活與發展空間不斷收窄,面對房屋、就業、欠缺上流機會等困境,政府所謂的青年政策皆顯得如同雞肋,對他們的人生規劃難有實際幫助。這令人不得不質疑,究竟政府有沒有重視、正視,或者了解青年的訴求。

林鄭月娥在首份《施政報告》中強調,未來五年會致力做好與青年「三業三政」相關的工作,並特意成立青年發展委員會。(資料圖片/盧翊銘攝)

政府理應積極聆聽民意及回應市民的訴求。回顧這次修例風波,顧汝德形容,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中產與上流階級亦參與抗議活動,他們的訴求清晰明確,而備受社會尊崇的法律界人士,早於民怨未爆發之時已就修例發聲,提出疑慮,可是林鄭及其管治團隊不予理會,「似乎覺得律師並沒有那麼重要」。

當權者的傲慢,無疑是點燃市民怒火的催化劑。顧汝德過去曾分析,林鄭月娥不是政治家,沒有特別的領導才能,甚至在制定政策時滲有個人觀點,「自以為這些觀點能夠代表社會上的人」。經過近期的風波,他又如何評價林鄭的管治方式?

「香港是一個現代、開放、複雜和繁榮的社會,政府不符合社會期望的標準。從政府的演辭及報告中可見,似乎政府官員要麼不了解香港人的質素,要麼不尊重他們。」顧汝德不諱言,「林鄭執政兩年間,未能提高自身的領導能力,加上整個管治班子無法獲取市民信任,成為她管治中的最大弱點。」

顧汝德直言,林鄭未能提高自身的領導能力及整個管治班子無法獲取市民信任,成為她管治中的最大弱點。(資料圖片/張浩維攝)

從競選特首開始,林鄭一再聲稱要「與市民同行」,可是兩年過去,市民突如其來的強力反彈,卻暴露她不知民怨、不懂民情,與市民漸走漸遠。如今民間呼喊「林鄭下台」的聲音不絕,反映其施政即使曾帶來「相對平靜」的社會氣氛,卻未能真正凝聚民心。自詡「好打得」的她近日被問及會否下台時強調:「希望能繼續為香港社會服務」。她同時坦言自己未來三年的管治工作將「非常困難」,困難在於市民的「信心」及「能量」問題。

重拾市民對政府的信心,確實是林鄭月娥不能迴避的首要課題,但是要如何改變已深入民心的負面形象?顧汝德建議林鄭月娥籌組一個顧問團隊,正視過去的決策錯誤,並任命有能力的專業人士出任問責局長,透過大規模改革,為社會帶來改變。他提醒,林鄭需要真正的謙卑,才可以令團隊敢於諫言。

顧汝德提醒林鄭需要真正的謙卑,才可以令團隊敢於諫言。(盧翊銘攝)

以上建議或多或少令人聯想到中央政策組—這個由成立至回歸前的八年間一直由顧汝德掌管的智囊機構,曾協助港英政府落實不少重大決策,但回歸後它的角色大不如前,一度恍如被「投閒置散」,本屆政府更把它改組為「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

智庫香港願景計劃執行及研究總監馮可強曾撰文探討港英時期中策組的運作經驗,指出它有可取之處。他提到,當年顧汝德用人來自各黨各派,例如委任民建聯創黨總幹事鄭艾倫為全職顧問,非全職顧問包括民主黨政策研究員劉細良、工聯會陳婉嫻、民建聯程介南、職工盟李卓人、民協羅祥國等。他並引述劉細良的一篇文章稱,「顧汝德當時說,中策組不需要港督的『粉絲』,要客觀評估政治形勢,就一定要聽到來自不同陣營的聲音。」

直至今天,顧汝德仍認為一個好領袖可以解決香港問題,而這個領袖必須「兼聽齊明」、「任人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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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69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2日)的《專訪顧汝德 — 治港本不難 為何回歸後老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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