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22年．專訪顧汝德】港人難無限期包容當權者無能
「香港人擁有一個令人驚嘆的『求生』文化。」有「魔僧」之稱的港英時代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Leo F. Goodstadt）如今身在愛爾蘭，但依然心繫香港，縱使他以「失治」形容這個城市，卻沒有悲觀地看待香港的未來。他說，香港人是很堅毅的市民：「即使面對威脅，香港人忍耐力之高，是在其他城市看不到的。」他口中的「威脅」，部份來自環球經濟的改變，以及一些不能預見的事件，例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環球金融海嘯、2003年「沙士」（SARS ）疫潮、內地工廠倒閉潮等等，亦有部份來自政府的施政。他提到，首任特首董建華面對經濟困局時，削減公務員薪酬及社會福利應對，「但勞動人口依舊辛勞地工作，生產力持續上升，那就是典型的香港」。（此文章為《顧汝德專訪》之三）
承接上文：【回歸22年．專訪顧汝德】歷任特首弊政多 對社會福利視而不見
翻查資料，董建華政府在2002年立法削減公務員薪酬，並在其後推出「033」減薪方案以節省公帑，此舉變相帶動社會普遍工資相應下調。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由2001年的11,000元降至2002年的10,400元，至2007年才重回11,000元的水平。即使如此，香港依然有着極高勞動生產力，2000年至2010年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GDP）一直穩步上升。與此同時，受通脹影響，基層市民的生活質素卻在下降。
顧汝德又提到，2000年以來，香港醫院部門的資源遭到嚴重削減，公立醫院的住院病床被減少，一些藥物費用亦需要「患者自付」，醫護人員仍然堅守崗位，提升病人的生存機會。追本溯源，當時的節流措施，包括以「肥雞餐」鼓勵資深醫生離職、削減大學醫科生學額、削減住院病床，正是現時公營醫療體系供求嚴重失衡的原因之一。
換言之，港人一直在包容、忍耐着當權者的無能，在「失治」的城市中求存。不過，顧汝德在書中的最後一段預告：「我們不能指望社會能夠無限期地包容。」
顧汝德在2013年出版的《繁華底下的貧窮：香港施政失誤》一書裏，用「禮貌政治 （polite politics）」解釋香港的政治生態，指出香港社會成熟、自律、民眾務實溫和，當政府推出各種惠民政策時，就會受到市民的尊重，「香港民眾要求政府在社福議題上做出正確的決策，將重心集中予貧困社群身上，給予他們平等的支援，而非透過競爭性市場，規定貧困人士可負擔起什麼樣的服務。」
當社會無法解決長期以來的民生困局，市民自然而然地把實現社會公義的希望，投射到政治改革。顧汝德解釋，香港人一直試圖避免「政治暴力」（利用武力達致政治目的），因為它不但具有破壞性，更會削弱社會大眾的信心，但當市民把選票投給曾以激烈方式抗議政府問題的政治人物，便意味香港的長遠發展面對新的威脅。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兩大激進黨派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合共取得了26萬多票；2016年新界東補選中，屬於激進本土派「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取得逾6萬票。這些迹象也許就是顧汝德所擔心的。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客席講師梁啟智曾撰文指，「不少民選議員近年選擇把議會當作是政治表演的場所，把街頭抗爭的手法帶進議事堂中，吸引傳媒的注意。他們的作為有時會被批評為不認真或不尊重議會莊嚴……但對於這些『反叛議員』的支持者來說，他們的議員在議事廳『搞事』就是履行選舉承諾，是一種『負責任』的表現。」
梁啟智指出，立法會本身在相當部份的市民心中欠缺認受性，所以這些激進議員的抗爭行動得到支持，「即使這些議事廳內的抗爭方式被終止，只要背後的認受問題沒有解決，則問題仍會如擠氣球一樣，從議事廳內轉移到議事廳外，甚至以更高社會成本的方式爆發。」
面對這種「威脅」，顧汝德認為，特區政府愈快實現《基本法》中承諾的政治改革愈好：「 如果無法實施（政治改革），社會需要更快地得到一個完整、坦率和令人信服的解釋，為什麼不能。」他又相信，若立法會議員及司局長級官員能透過一個更開放的制度產生或任命，可吸引更多人走進體制，提升行政及立法機關的職能。與此同時，香港社會可以確實成為「話事人」，令現時的政治緊張，甚至撕裂情況或會放緩。不過他亦補充，「但我不是一個政治學家，無法給予任何實際的方案。」
重溫文章《顧汝德專訪》：【回歸22年．專訪顧汝德】林鄭不解民情 態度傲慢成民怨催化劑
上文節錄自第169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2日）的《專訪顧汝德 — 治港本不難 為何回歸後老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