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畜」是怎樣煉成的（三）：主流政客忌談「左翼」

有非專營巴士司機日做十多小時，為跑數放棄休息；有保安員每周工作逾72小時；有前線醫護人員更接更，「捱義氣」超時工作；不少酒店業員工連續工作十多天，被迫「賣」掉例假工作；會計界每逢旺季通宵達旦工作更幾成定律……「捱得」成為各行各業的基本要求，「過勞」逐漸成為常態，背後是打工仔、執政者、政黨皆不能忽視的困局。《香港「社畜」是怎樣煉成的？》三之三

承接上文：香港「社畜」是怎樣煉成的（二）：缺集體談判權勞資難以對話

上文提及，勞資關係的不平等狀態，源於特區政府施政向商界傾斜。事實上，執政者一直沒有回應大眾的訴求。2017年，集體談判權被廢二十年，職工盟、工黨、街工、左翼21及多個工會發起絕食行動，李峻嶸是其中一名參與者。絕食30小時，爭取集體談判權未有掀起社會熱烈的討論，只換來勞工處的官腔回應：任何協商或談判需屬自願方可成功及有意義，立法強制僱主須與職工會集體談判，可能令勞資關係更對立及缺乏彈性。

每年五一勞動節，勞工團體亦會舉辦遊行，「爭取標準工時」、「恢復集體談判權」都是一貫的訴求，參與人數徘徊在2,000至3,000的關口，動員力低，政府亦只以重申立場的方式回應，更重要的是，漸漸地大部份港人亦深信「資本家大晒」。

職工盟於「集體談判權」法例被廢二十年時，曾發起絕食行動。（資料圖片／李澤彤攝）

李峻嶸直言，「從小到大我們理解的民主，只是政治的民主。經濟呢？老闆獨裁，大家覺得是理所當然，心想這個老闆不好，便找另一個有良心一點的老闆。」職場上的公義，在主流泛民的政治語言中不見得重視，令他十分氣憤，因為政府的施政取態無疑受社會氛圍所影響。

他不諱言，香港的政治文化只彰顯部份的公義，例如議員被褫奪議席、言論自由等等，而「職場上的公義」則只局限於欠薪，而不是人生有多少自主時間，「香港政治文化好古怪，如果純為自己的利益（發聲），（好像）便沒有這麼理直氣壯、沒有那麼公義。」

李峻嶸認為，主流泛民只關心政治的民主，並不重視職場上的公義。（龔嘉盛攝）

「港人會緊張《逃犯條例》修訂，因為這涉及中港關係、港人身份認同，這些狹義政治的事，就是香港大部份有行動力的人關心的事。（標準）工時是切實、關乎你每一天有幾多自主時間的東西，港人卻不傾向以集體的行動去解決。」

李峻嶸續解釋，「工人運動搞不起的原因，是港人對於左翼、工人、社會主義的標籤及論述，有比較天然的抗拒。」他坦言，港人基於對中國的認知，恐懼及敵視具社會主義色彩的政策，令涉及階級的議題被邊緣化，「香港的獨特性是和內地不一樣，若要主張一些節制資本（家）的政策時，（政黨）會不會覺得這些最重要？好多人覺得不會……這些議題不是最值得『砌』（爭取）。」

近200萬香港市民參加本月16日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遊行。（資料圖片／盧翊銘攝）

無可否認，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香港並非主流社會認同的價值觀，甚至如李峻嶸所指被「抗拒」，但台灣著名作家、政論家楊照《在資本主義帶來浩劫時，聆聽馬克思》一書，就奉勸社會莫忘馬克思。他指出，過去百多年馬克思主義最大的實際作用，不是體現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反而是實行資本主義的地區，因為資本主義吸納了馬克思主義的提醒及警告，做出不少修正，才演變成今天的面貌，令勞動者擁有屬於自己的基本權益。

眼見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執政者一而再高舉「維護自由市場及經濟發展」的旗幟，對勞工的訴求視而不見，體制內的空間匱乏，體制外的爭取力量亦不強，李峻嶸只好以「等運到」形容爭取勞工權益的路：「要如何掀起打工仔的意識，其實是好漫長、好難做到的。現在只能是累積（民意），（成功）很多時候視乎運氣及時機，可能某月香港不幸地有20人過勞死‥‥‥」

上文節錄自第168期《香港01》周報（2019年6月24日）《香港「社畜」是怎樣煉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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