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議員外訪．三】學者：政策盲目仿效 想像多於實際
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在2015年《施政報告》中宣布，建議由2016年開始的第五屆區議會為每名區議員增設上限一萬元的外訪津貼，希望議員能汲取新加坡經驗，提高地區行政質素。根據民政總署提供的外訪地點，至少有一半區議會選擇訪問新加坡。曾負笈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在當地從事研究工作的鄺健銘，卻認為香港無論公眾、媒體、政府、學者對於學習新加坡的「想像」存在盲點。（《區議員外訪》系列報道之三）
民政事務總署通過電郵回覆表示，截至2019年2月底，各區區議會合共安排了24次外訪，而有關開支超過200萬元（表）。根據民政總署提供的外訪地點，至少有一半區議會選擇訪問新加坡，包括有北區、西貢、荃灣、九龍城及南區等區議會。議員「一窩蜂」外訪新加坡，究竟學到什麼？
鄺健銘感嘆，香港對新加坡的學習實在太膚淺了，忽略兩者脈絡和結構的差異。他總結道，香港人真正應該向新加坡學習的東西，在香港當下政經社會環境裏是很難推行的。而當香港的國際視野受到局限，盲目仿效新加坡模式，只會落得「想像多於實際」的下場。
不過，鄺健銘也強調：「學不到不代表你不用出聲，難學不等於避而不談。」他認為，不僅是政府、議員，還有學者、傳媒，都有責任去帶動社會對於議題的討論，主動跟公眾介紹外訪的訊息。他反問：當你覺得很多問題需要解決，為何不利用民間的力量，自下而上改變？
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學高級講師劉浩典認同這一觀點。他強調地區行政、民間討論對於制定公共政策的作用。劉浩典曾擔任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院長、新加坡財政部財務政策主任，他說，其實香港和新加坡都有值得互相學習的地方。例如，在交通系統，新加坡會覺得香港的港鐵系統很先進，可以去到每個角落。但是否代表新加坡要照搬「香港模式」呢？他笑道，港鐵是上市公司，只不過香港政府是港鐵的主要股東，而讓上市公司掌握公共交通發展，這種情況在新加坡是很難發生的。不過在經濟自由方面，新加坡是鍥而不捨地向香港學習。
談及區議員外訪成效遭質疑，劉浩典表示，關鍵在於議員需要理解星港兩地的內在不同，不要流於形式地考察、參觀，而要學習到更深層次的地方。他建議，議員在外訪之前要對當地歷史、政治、人文等有充分了解，然後再討論並制定外訪路線。再者，他認為區議會遞交的《外訪報告》應該要更加開放，期望能在民間製造一些影響力。
譬如，區議員可以利用與群眾接觸的優勢，發揮「地區行政」的角色，最大程度地向地區市民講解新加坡與香港的不同、外訪的經歷、具體政策落實到本地的可行性等等。但同時公眾也要摒棄「看了一個地方，就要馬上拿來學」的想法。他笑道：倘若新加坡政府官員去了上海、迪拜等地外訪，相信市民也不會拿着《外訪報告》逐條逐條去問，為何新加坡不能這樣那樣……他反問道：「難道取消外訪就是好的嗎？那就是大家都輸。」
針對前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頻繁外訪引起爭議，《香港01》曾經指出，公眾並不反對政府官員實地考察外地政府的優秀政策經驗，只要這些外訪工作對改善政府施政、社會利益有建樹。但政府必須交待清晰的資源運用原則，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防止公帑被濫用。按理而言，官員也好，議員也好，但凡涉及公共資源運用，都必須要證其實效，保證公帑用得其所。
故此，區議員除了撰寫詳盡的《外訪報告》，上載到區議會網頁，供市民監督議員工作以外，還應該主動披露資料，證明外訪成效，或說明目的等等，增加工作的透明度。儘管政府表示，所有外訪必須與區議會工作有關、經區議會正式批准，但區議員除了在會議上把外訪期間的見聞和政策拿出來討論外，還可以帶動社會一同參與或是增加民眾認識，由下至上推動政策的推行，讓公帑善用之餘，也可以發揮外訪津貼最大的價值。
上文節錄自第16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5月6日）《星洲「偷師」成風 議員帶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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