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議員外訪．二】新加坡行動力強　港府照抄發展模式意義不大

新加坡近年成為香港公職人員的熱門外訪地，但有市民質疑議員「水過鴨背」，外訪成效有限。為此不少議員就喊冤，表示不是「想學就能學」。除了議員了解到的組屋政策、水資源再生政策、街頭表演者發牌制度等等，其實新加坡的人口政策、文化遺產、國際視野也值得香港借鑒。但實際上，港府在「新加坡模式」的探索上，又會遇到怎樣的困難？（《區議員外訪》系列報道之二）

承接上文：【區議員外訪．一】新加坡成外訪首選　議員用公帑外訪帶回什麼？

其實，不少新加坡學者坦言，當地房屋政策成功之處歸功於政府強勢，控制整個國家發展。反之，香港只是一個城市，未必能將整套規劃模式「搬字過紙」。

曾負笈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在當地從事研究工作的鄺健銘，以當地組屋政策為例，認為香港無論公眾、媒體、政府、學者對於學習新加坡的「想像」存在盲點。

他指出，在新加坡，組屋被視為讓百姓安居樂業、民心歸順、穩定政權的工具，相比之下，香港的公屋更像是福利品；新加坡國民並不單純視組屋為穩定居所，也視其為投資工具：小組屋換大組屋、大組屋換私人樓。新加坡人也對組屋只有99年的權限有諸多不滿，但甚少為媒體報道。

香港媒體經常把香港與新加坡對比，認為兩地都是城邦，在歷史、經濟方面是相似的，雖然政治方面不太一樣。但是鄺健銘認為，兩者最大不同在於，新加坡是獨立的主權國家，奉行強政府、弱社會，香港則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鄺健銘說：「總理李顯龍覺得新加坡是一艘舢舨，未來目標是成為郵輪，所以新加坡仍需努力。而前特首梁振英則覺得香港是一個萬能『插蘇』。舢板尚可以自己全方位（定走向），萬能『插蘇』是沒有自由的，不能自主。」他直指，香港的矛盾之處在於市民一方面強調政治自由，擔心政府濫權，另一方面又不想政府放任不為，他猜測，這也許是香港來訪議員紛紛表示新加坡「好難學」的因素之一。

鑑於新加坡與香港兩地有諸多差異，鄺健銘相信，試圖硬套新加坡發展模式的結果，只會是東施效顰，但他並沒有否定香港議員來訪的價值，不過他提醒，公眾應該要釐清香港應該學新加坡什麼：「可以學和應該學，是兩件事情。」他指出，其實新加坡還有其他真正值得香港學習的地方，包括她的人口政策、本土文化保育政策和國際視野，但很少被媒體或者政府提及。

鄺健銘認為，香港的人口政策爭論，多只聚焦是否「排外」、應吸納多少新成員這類議題，新加坡的人口政策重點之一，是有何政策與平台，能令新成員更快融入本地社會，香港卻不重視相關討論與政策。2011年起，申請成為新加坡公民人士需要參加「新加坡公民之旅」（Singapore Citizenship Journey），除了上網學習有關新加坡的知識，還要到博物館或國會了解新加坡歷史文化，並參與社區分享，務求令國家新成員掌握當地核心價值、歷史和文化。

其次是新加坡對於本土文化的培育政策。在新加坡文化遺產計劃（Our Singapore Heritage Plan）之中，小販被視為國家重要文化遺產。新加坡在2013年推出「小販學徒」計劃，反映當局重視生活文化傳承。反觀香港，大牌檔文化式微，經營數十年的「冬菇亭」（公屋熟食亭）被拆，都是少被提到但頗能說明狀況的星港比較角度。

早前香港大學全球創意產業課程助理教授王慧麟在媒體發文稱，香港有北進思路，無南向策略。他指，香港有珠三角的廣大腹地，地理上較新加坡優越，故此應該抓緊機遇去共同規劃與發展。除了如火如荼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外，香港還要繼續在亞太地區維持及加強經濟影響力，成為「國際的香港」。

鄺健銘回應指，其實香港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關係不是新話題，是從港英時代一直討論至今。他反問，為何新加坡在如今的世界格局下，可以幫助印度安得拉邦建設新首府？為何新加坡去年擔任東盟輪值主席時發起的東盟智慧城市網絡計劃（ASCN），很「輕易地」拉攏他國合作？

在聯繫世界方面，鄺健銘認為香港大可借鑑新加坡的經驗，例如新加坡經濟發展局透過轄下部門——「聯繫新加坡」（Contact Singapore），協助企業在新加坡投資和拓展業務。

與之相似的是，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旗下的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常駐海外負責有關香港的經濟貿易事務。但鄺健銘觀察到，現時該辦事處的職責更像僅為特首安排外訪行程。他又提到，1967年時香港貿發局已曾到歐美巡迴推廣，對外宣傳香港是投資好地方。他不禁問道，現在香港單靠「一帶一路」是否已經足夠了？

上文節錄自第16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5月6日）《星洲「偷師」成風　議員帶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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