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勞動節】港打工仔血汗史　逆權空姐吳敏兒：爭取權益要堅持

吳敏兒——她代表與上任特首梁振英的抗爭者。脫不了空姐身份，縱然她早已不是空姐。在「行李門」的訴訟完結後，媒體給了她「逆權空姐」的稱號。她在法庭門外笑着落淚的一幕令她聲名大噪，這位職工盟首位女主席才真正走進大眾視野。上一秒她還眉飛色舞說那些年當地勤時遇到一對富豪夫婦，妻子在她面前呼喊丈夫的暱稱，她全程低下頭忍着笑意忍到幾乎全身抖震，也說到最怕是遇到旅行團，因為必定有人要求換窗口位置及即時要求換素食飛機餐；下一秒說到這些年看到香港的「打工仔女」如何被無良僱主「逼上梁山」，則換上截然不同的表情。那不是一時三刻「抱打不平」般簡單，而是滿滿的怒氣。（此乃《他們的勞動節》系列之三）

說起早前在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公聽會上，聲淚俱下表示過去兩年「找了十份工作也無一份有人請」的黃婆婆，吳敏兒一肚怒火：「找不到工作，（羅致光）局長就叫你去搵勞工處，找勞工處也沒有用⋯⋯又是自說自話，說什麼退休年齡延後了，大家要思考銀髮族如何重投市場。」

「我只想問：（政府官員）你是否不吃人間煙火？基層工友只能做洗廁所、清潔街道、保安工作，還要每天做足12小時，外判工更只得八、九千元月薪。為何工友年紀如此老，仍要打工？體力勞動工作的長者年齡不斷上升啊！」

吳敏兒話與話之間很少有停頓，都是一口氣地說，如像吐夠苦水般的舒暢。她痛恨的，除了是無良僱主、離地官員，還有不明白自己權益的打工仔女。

打工仔奴性重　因慣僱主剝削

今年年初有調查票選2018年香港大事，超強颱風「山竹」襲港排首位。在投票者眼中，那或許是因為「山竹」風力前所未有。吳敏兒也覺得「山竹」是大事，不過不是在「山竹」來襲當天，反而是翌日的新聞畫面最令她震驚：香港人越過倒下的樹，擠滿港鐵站呆等數個小時，為的是上班。

當時不同的人用惡搞方式笑香港人如此喜歡上班。其實他們不是喜歡上班，而是憂慮不上班會有什麼後果，以為會被罰，以為會被炒。為何香港的打工仔女搞成咁？難道你不知道危險嗎？你沒有能力控制颱風是強是弱，但為何不向老闆說清楚自己不能上班，而不是不想上班？

種種思考，令她更確信自己所做的事有價值。「我更有動力讓香港的打工仔女知道自己的權益，大家應該一起去思考：勞工保障應該去到怎樣的程度，而不是企喺度硬食。一定有些事情（勞工權益）是時候要提出，而且要有改變。」

吳敏兒不解的是，為何打工仔女把自己的角色看得如此卑微。她分享了一個小故事，英航決定取消香港基地的數年前，擬先取消新加坡基地。吳敏兒早聽聞英航打算在北京、上海另設基地，因內地的工資低於新加坡。一眾新加坡基地的員工恐慌，於是找吳敏兒商討。她憶述，當時新加坡的工會甚至想提出以減薪換取穩定工作。她一聽認為不妥，叫對方千萬不要提出。

吳敏兒的想法是，即使提出減薪，到最後公司要關閉基地的決定也是勢在必行，因為公司眼中往往只有利潤二字。更何況，作為工會怎可主動要求減薪換取工作？「看到打工仔有這樣的想法很悲哀⋯⋯你在他們眼中只是（成本）數字。」她更感慨那些視僱員為單純的「人力」，忽視僱員還是一個「人」的無良僱主。

每年勞動節職工盟、工聯會及其他勞工組織都會發起遊行爭取勞工權益。今年職工盟以「谷到爆」作為遊行主題—想為一眾有開工無收工的打工仔發聲，並爭取標準工時立法。

爭取勞工權益　需愚公移山意志

對吳敏兒來說，5月1日的遊行是為勞工發聲的大日子，她與職工盟的同事早於年初便開始籌備，開會、製作道具、構思gimmick（噱頭）都是遊行必須準備的工作。對於大部分「打工仔」來說，那天只不過是難得一天可用來休息的公眾假期。

翻查過去多年的五一勞動節遊行，參與人數都徘徊在3,000左右，當中大部分更是從菲律賓、印尼飄洋而來的家庭傭工，參與遊行的香港打工仔少之有少。作為遊行的主辦方，看着參與人數僅佔總勞動人口的0.05%。動員力之低，難道不心灰嗎？

吳敏兒笑了笑答道，「正因為每年也做，所以最想做到的其實是堅持下去，不能有一年不做。一路走來，自己經歷過不少高高低低，明白做事很少一蹴而就。我們不會期望有一萬人或百萬人走出來，而是希望基本上做到一件事，與過去一兩年的數據作比較：（遊行）是否能保持熱度？我們不會因為多人少人而失望，我們要思考的是有否做好自己的角色。」

回看過去，職工盟每年五一遊行的訴求大同小異，爭取標準工時立法、引入生活工資等。除了全民退保之外，其他都沒大變化。每年舉辦同樣的遊行，叫喊同樣的口號，疾呼同樣的訴求，照樣批評政府有所不為。

「所以，由前年開始，有人提出『行禮如儀』。」她說到此就收起了笑容，皺了皺眉頭。「但你不要忘記，歷史便是透過一連串行禮如儀、一連串行動而形成的。你要問自己，別人為何行禮如儀三十年還在行禮？如果哪一年停下來，便等於雙手奉上所有東西給別人。」

她還是傾向相信，行禮如儀不是問題，猶如愚公移山的那份堅持，不是人們口耳相傳的故事，而是可以真確存在。只是，那要用十年計，或上百年計的時間。就如最低工資，由1998年提倡，到2008年議案提交立法會，前後歷時超過十年。

作為勞工團體，我們探討的議題是不斷重複的，不要認為議題重複就不能再講，因為問題一直存在。我們可以做的，就是希望這個議題alive（活躍）。

「我打過咁多場仗，都是以年為單位去fight（爭取）。英航那次（工會控告英航的退休政策違反年齡歧視條例），也打了六年官司。可想而知，勞工議題是需要更多時間，因為每個程序也無得快。一項勞工法例從呈交修訂到立會，經過二讀及三讀，少說也要兩年時間。」

總結過去經驗，吳敏兒認為要推動勞工政策的重大改動，需要一個突出的個案，才能喚起社會關注，藉民情推動議會的行動。「當年最低工資立法，是因為嚴伯的個案。」

她口中的嚴伯，是當時時薪只有七元的外判清潔工，「大家一直知道基層工資低，其實年年都在立法會討論（最低工資），不過年年被否決，被認為是不可行。」但嚴伯的個案被廣泛報道後，社會普遍表現同情，成功由內（議會）到外（社會大眾）對最低工資投下支持一票。

她指出，「作為勞工團體，我們探討的議題是不斷重複的，不要認為議題重複就不能再講，因為問題一直存在。我們可以做的，就是希望這個議題alive（活躍）。如果有些突出的轉介個案，便要藉此推動議題浮上水面。你們有跟開勞工議題便會知道。『今次又講工時嗎？今次又講工傷嗎？』是沒錯的，但每一次包裝議題的手法是輕微不同。如果你不是keep（保持）一直提，你怎會知道（強積金實行）廿年真的可取消強積金對沖？雖然，我們現在也鬧（對沖）是魔鬼在細節⋯⋯但最初強積金走到第十年時，當時有人叫取消，但有沒有人理睬？沒有啊！以前沒有產假，也沒有侍產假，現在已經在討論是否要增加侍產假，這在以前是天馬行空（的想法）。」她說。

「（死局）不是牢不可破的，終會找到機會突破缺口。不然怎會有最低工資？不然怎會有取消強積金對沖？只得堅持堅持再堅持，再老土也要這樣說的。」

看着她期盼的表情，你不得不相信，那一天—勞資雙方在天秤上是絕對平衡的局面真會來臨。我們不用超時工作，也可證明自己的工作能力。颱風山竹再來襲，我們不用為上班去港鐵站呆等數小時。我們不用爭拗工資要到一個怎樣的水平，才足夠應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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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6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29日）《他們的勞動節　也是你我的勞動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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