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運領袖．專訪】梁籌庭半生勞碌為工人：勞工權利是爭取才有

兩年一屆的勞工顧問委員會選舉於11月10日進行，失落上一屆選舉的梁籌庭，今屆再度重返勞顧會。數數手指，他也在工運路上抗爭了40個年頭。看過七丶八十年代工會的風風火火，也看到近年工會苟延殘喘的衰落。「工會愈來愈難做，除非是做擦鞋仔，不需要與政府講數。」看過工會興盛衰落，梁籌庭不得不承認，今天要搞工會比起往日困難。政府的勞工政策側重資方利益，工人工時長，又沒有足夠的權益保障，辛勤工作變成了被譏笑的「獅子山精神」，卻為這個城市創造出亮麗的經濟增長點。工會缺乏議價能力，政府又不願干涉資勞方間的爭拗之中，工會可以做的，只有越來越少。今年他已經68歲了，名片還是印着「文書職系公務員總會」。是什麼讓他願意付出大半生時間勞碌為工人？公務員出身的他，當年為何決意籌組工會？難道他不怕站得太前而被秋後算帳？

當然（怕被秋後算帳），怎會不怕？但我還年輕，東家不打便打西家。

那年29歲：辦公務員工會

1979年參與籌組「香港文書職系公務員總會」時，他才29歲。他笑說那是一個偶然，沒有計劃，也沒有藍圖要把工會做得多大多久。那時候，他由九廣鐵路公司的調車員考上辦公室助理，由一個負責調動火車車卡的藍領，變成坐辦公室的白領，當時的辦公室位於現址為尖沙咀文化中心旁的鐘樓，鐘樓是政府文件分發中心，故此，每天來來往往的是部門信差及辦公室助理。

中心內有一個小小的沙發位置，讓來到的人歇息，但它真正的用途卻是讓一眾辦公室助理來吐苦水——「你知道嗎？我上司叫我去洗廁所！」「我也是啊！連打蠟也叫我去，這合理嗎？」你一言我一語，梁籌庭聽在耳中，不是滋味──他也是辦公室助理，也要幫忙打掃上司的辦公室，明明有清潔人員打掃，為何我要幫忙呢？為何職業名稱與職責範圍完全不相稱呢？帶着種種疑問和不忿，梁籌庭在沒有任何經驗下成立工會，並擔起領導角色。

他似乎對組織工會有一套難以令人明白的熱忱。現今的法例雖明文規定僱主不能因為僱員參與工會行動而開除他，卻可以有其他理由。今年年頭巴士工運中，九巴女車長葉蔚琳為爭取改善車長待遇，發起罷工後旋即被公司解僱，後來經調停下得以復職，九巴解僱葉的理由是「嚴重違反公司守則及安全紀律」。

當年的梁籌庭，幾許努力才從藍領跨上白領階級，如此高調組織對抗行動，難道不怕被秋後算帳？他頓了頓說：「當然，怎會不怕？但我還年輕，東家不打便打西家。」原來年輕，是他勇於抗爭的動力。今天，香港的工會四分五裂，難言與資方有拗手瓜之力。令人難以想像，工會在七丶八十年代曾經風風火火，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當時，梁籌庭的「文書職系公務員總會」雖成立不久，卻已引起政府的注意。

野貓式行動搞對抗　成功爭取政府注意

該工會要求將辦公室助理的職務重新釐定，最初由於工會力薄，政府未加理會。到了後來，梁籌庭決定發動「野貓式行動」——工會成員各自在自己的工作部門按章工作，「如果我們唔做茶水，他們一開大會什麼也沒有，是他們死。那時怎會有現在般方便，可以隨街有快餐店買小食。」逐步逐步的反抗，最後竟可迫使政府高層正視訴求，將辦公室助理職責重新劃分，由本來的「clean」（清潔）工作變為「tidy」（整理）。

「盲拳打死老師傅」──用在梁籌庭身上最好不過。沒有經驗，卻在短時間內「成功爭取」，相對今天，當年的工會明顯活躍，與僱主的談判籌碼也強得多。

梁籌庭記得，當年與政府開會，大多開到晚上八丶九時，由制服服飾訂立到升遷制度，工會都有話事權。那時候，辦公室助理並沒有晉升階梯，但後來政府設立了內部晉升試，更派出行政主任輔助工會開設晉升補習班，是政府穩定文職人員人心之舉，也藉此表達對工會的尊重及認同。慢慢的，工會站穩陣腳，直到現在，成為300多個公務員工會中力量較強之一。

不少人以為公務員在勞工議題上置身事外，也缺席關於勞工政策的遊行示威。但翻看歷史，公務員也曾經「走上街頭」，尤其在董建華時代。梁籌庭組織過兩次遊行，都在董建華任內，一次是1999年公務員改革，政府推行部門私營化，公務員擔心工序外判而飯碗不保；另一次便是2003年的公務員減薪。前者有兩萬人參與，後者則有三萬人，是梁籌庭在工運中感受最深的一次經驗。

公務員不上街？非也

2003年那次源於政府以財赤為由，提出公務員減薪6%。在此前，2002年行政會議已通過一次減薪，該次減幅由1.58%至4.42%，即是兩年內的第二次減薪。網絡資料只簡單總結了政府最終推行「0+3+3」減薪方案，即首年凍薪，其後兩年每次減薪3%。不過在梁籌庭口中，所聽到的不只是兩句話能總結得了的故事，是一場政府高層與公務員間的拗手瓜，也是公務員內部的矛盾大對決。

說到2003年這場仗，梁籌庭也忍不住笑，是帶點得意的笑容。「那場仗真的很難打。那次成功不是僥倖，我們裏面的鬥爭其實很激烈。」交手最多的，是被他稱為「衰仔」的時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二人的結，便在那時種下。根據梁籌庭的說法，「0+3+3」方案不是政府首選的方案，而是「0+6」，即首年凍薪，翌年一筆過減薪6%。當時王永平找他「摸底」，劈頭第一句便是跟他說經濟不好，長痛不如短痛，就一次過減6%。梁籌庭立即回應「這樣沒法子再聊下去」便轉身離開。這次只聊了十五分鐘，不愉快地收場。

梁籌庭其後以工會名義發起遊行，要求政府採納「0+3+3」方案。他希望紓緩減薪的陣痛，特別對中下層的公務員來說，一次過的減薪對生活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其後，董建華派了時任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來約見他，但梁籌庭由始至終表明只會接受一個方案，不會接受「0+6」。他記得當晚會面之後，鄭耀棠再次致電他，問是否仍堅持「0+3+3」方案，他說「是」。

庭哥，時勢艱難，不如接受政府的「0+6」方案吧！

你真是工人代表嗎？你坐錯了位置，應該坐去政府那邊。

不過，事情也不是梁籌庭預料般順利。自己人打自己人，總是不容易。來到最後一次會議，所有公務員工會坐下來商討減薪方案。他記得有個工會代表叫他接受現實，採納政府的「0+6」方案，他當時這樣回應：「你真是工人代表嗎？你坐錯了位置，應該坐去政府那邊。」對方反過來說，假如不接受，下次他再舉辦遊行，其工會不會支持他。

憶起這段往事，梁籌庭氣憤依然，也痛心依然，形容他們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口說要維護工人權益，行動上卻支持資方的欺壓。他的堅持奏效，政府最後果然棄「0+6」取「0+3+3」。這場仗，他憑堅持取勝。「應該要講的，應該要做的，我希望令打工仔知道。」他口中的「應該要做」，是打工仔應該自強起來，對不公的制度說不，而不是置身事外，或默默承受。特別是公務員，在不少勞工議題上都以為事不關己，但忘了自己也是「打工仔」，分別在於其「僱主」比較強大。如果有天殺到埋身才懂反抗，便已經太遲。

你估我想做到死咩？（找不到接班人）工會是很難做下去的。除非你做擦鞋仔，不與政府講數，就不用怕。真真正正的工會不應該出賣工人。

這年68：想退不能退

在香港，搞工運是孤獨的，身邊人來來去去，當年曾一起辦工會搞遊行的只餘下梁籌庭一人仍活躍。昔日滿頭黑髮的他四處遊說公務員加入工會，滿腔熱血與政府唇槍舌劍，今天花白頭髮慢慢長出，成為他口中「脫產」的退休人士。唯一不變的是，他的名片，還是印着「文書職系公務員總會」。他與工會的關係，四十年來沒改變過。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在勞顧會選舉前曾表示，梁籌庭年紀大，並已經退休一段時間，言下之意是指他已不再熟悉勞工事務。梁籌庭今年68歲，已退休七年。「你估我想做到死咩？」他笑了笑，只是覓接班人困難，沒有一個人願意負起領導工會的責任。他一口氣列出了做工會領袖的條件：「要不怕死，要有家庭的認同，要冒上犧牲自己前途的風險等等，要具備所有條件是很困難。（找不到接班人）這樣的話，工會是很難做下去的。除非你做擦鞋仔，不與政府講數，就不用怕。真真正正的工會不應該出賣工人。」

他說，繼續參選勞顧會，只為了延續工會生命，「搞到有聲有色時，工會因此（沒有接班人）而無，實在不值得。」

勝出選舉後，記者蜂擁問他重返勞顧會的感受，他說了句「多謝勞工界再給予機會我」。後再表示，會繼續跟進標準工時的問題。那是他念茲在茲的事。「2003年經濟衰退，大家（僱主僱員）共度時艱，（僱員）開OT不收錢，怎知變得『老奉』（理所當然）。當經濟轉好，生意轉好，僱主卻不在口袋裏拿丁點錢出來，回饋打工仔。」

香港勞工保障不足是長久以來的缺失。制度固然有問題，但制度內的人充耳不聞及置身事外，也許是這制度沒有改變的最大原因。「勞工權利不會天降下來，真是要去爭取才有。」梁籌庭在訪問最後拋下這句對打工仔的心底話，也是他搞工運的經驗總結。

延伸閱讀：【工運領袖．專訪】勞顧會選舉落敗　梁籌庭：是我得罪人多

上文節錄於第139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1月26日）《重返勞顧會 硬淨作風抗資方 梁籌庭：四十載工運路 欲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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