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黃背心運動】社會問題重回政治中心
編按：法國記者Nicolas Truong專訪歷史學家Gérard Noiriel，評論近期的「黃背心運動」，文章原載於11月27日法國《世界報》（Le Monde），《HK01》經授權翻譯轉載。Gérard Noiriel是法國高等社科研究院（EHESS）教授，主要研究法國移民史、種族主義問題、勞工階級史、歷史認知論等，近著《一部法國民眾史：從百年戰爭到今日》（Une histoire populaire de la France. De la guerre de Cent Ans à nos jours）於今年8月出版。
1. 若將「黃背心」（Gilets Jaunes）運動放在你新書所研究的人民鬥爭中來看，它有何獨特創新之處？
在這本書中，我嘗試指出，如果我們只看直接參與運動的人，我們就無法理解人民鬥爭的整體事實。一場民眾運動是一種「社會關係」，必然會牽涉一大群不同的角色。我們要考慮到「發起運動的人」、「協調行動的人」、「漸漸成為代表同伴發言的人」，還有那些「專門解讀衝突的評論家」的多種角色。換句話說，要真正理解「黃背心」運動的一連串經過，我們要考慮到這一串鏈子上的每個端點。
我先就最末端的「評論家」的角色說幾句。這場社會衝突出於基層，脫離了以往為公民訴求發聲的組織，因此，就有特別多被我稱之為「公共話語專業人士」（professionnels de la parole publique）的評論家發表意見。這場集體運動性質新穎，使這些評論家只能把這件「未解之事」以「已解之事」來解讀，因此我們就見到很多人以歷史事件來做比較。
保守派人士，像Eric Zemmour（記者兼作家，以宣揚帶極右色彩的政治主張聞名），在「黃背心」運動身上看到了新的「農民暴動」（jacquerie）。那些早在抗爭中退下火線的人，如Daniel Cohn-Bendit（1968年法國學運領袖之一），就批評運動是一種「布熱德主義」（Poujadisme）（上世紀五十年代反對國會政治、以維護商販及手工藝業者權益為主的運動）。
在光譜的另一邊，那些強調自己是平民出身，以「社會運動理所當然的代言人」自居的人，像Michel Onfray或Jean-Claude Michéa這些哲學家，就據「黃背心」為己用，去助長他們對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及高等師範學院（Normale Sup）的一貫抨擊。因此，「黃背心」就變成了無套褲者（sans-culottes）（對法國大革命時期起義平民的稱呼，因為他們穿長褲，不穿貴族專屬的套褲）及巴黎公社成員（communards）的光榮繼承人，繼續英勇對抗各式各樣的壓迫者。
2. 將「黃背心」運動與「農民暴動」或「布熱德主義」比較，是否恰當？
事實上，這些歷史參照都站不住腳。比如說，將「黃背心」與「農民暴動」相提並論，一方面是「時代錯配」，另一方面更是「侮辱」。第一場說得上是「農民暴動」的大型社會運動發生在十四世紀。當時，法蘭西島（Ile-de-France，即巴黎地區）農民起來反抗領主。多個世紀以來對這些人民起義的偏見，主要來自當時權勢人士的歷史學家Jean Froissart。他於1360年代起寫下相關論述，並在著名的《大事紀》（Chroniques）發表：「這些聚集起來的惡人，沒領袖，沒甲胄，他們搶掠、焚毀一切，毫無憐憫、仁慈，只顧殺戮，像狂犬一般。」
「農民暴動」（Jacquerie）一詞的由來，就是源於當時的精英份子將農民們都戲謔為「Jacque」（大概是因為「Jacque」是一個很常見的普通名字），這是一個輕蔑的用詞，現在也有「faire le Jacques」（像笨拙農民般行事）這樣的俗語。
然而，1358年的大型農民暴動與今日的社會抗爭毫無關係。前者的背景是百年戰爭與黑死病，催生貧民在餓死邊緣的絕望爆發。當時的社會運動都只限於本地，不能擴散全國，因為這些鬧事者只能靠口耳相傳去互相溝通。
「黃背心」真正新穎之處，在於其一觸即發的自發全國性動員。這場抗議運動在全法國（包括海外領地）同時展開，然而在各地的規模都不大。總體上，11月17日的運動，只集結不足30萬人，這個數字與其他群眾示威相比，並不算高。不過，這卻是由遍布全國各個角落、由數千個小組織拼合而成的數字。
3. 那我們要如何解釋，一場基層自發運動，何以能在沒有政黨、工會支持下，擴散至全國？
大家一直強調社交媒體的角色。無可否認，它們對運動的發起甚為重要。Facebook、Twitter與智能手機可發送即時訊息，逐漸取代如傳單及觀點性報章等的書面聯繫方式，而後者則是長久以來抗爭組織用以整合集體運動的主要途徑。訊息交流的「即時性」，部分取代了以往面對面交流時代下的「自發性」。
不過，單是社交媒體本身，絕不能使「黃背心」運動達到如此規模。11月17日與24日的示威行動日，一開始就得到新聞頻道連續追蹤報道，一分鐘接一分鐘地直播。11月24日周六早上，香榭麗舍大道上的記者，就比「黃背心」人數還要多。如果我們拿年初鐵路工人抗議運動作比較，就能立即發現其中差別。當時的罷工活動絕對沒有獲如此連續追蹤報道的待遇，而且電視觀眾也受媒體上憤怒乘客攻擊罷工者的言論感染。相反，這個秋天，我們卻少有聽到駕駛者對於封路人群的憤怒。
我認為，「黃背心」運動或許與馬克龍被選上總統的方式相近，後者同樣是出乎意料，亦無傳統政黨支持。這可算是我們剛進入的「新民主時代」下的兩副寫照，Bernard Manin在其《代議制政府的原則》（Principe du gouvernement représentatif）中，就稱此為「出於公眾的民主」（démocratie du public）。正如選民按當下政治人物的主張作決定一樣──而且愈來愈少人會忠於某一個政黨──今日的社會運動，都依着一個具體的世局或時事而爆發。未來回頭再看，我們或許會察覺到，政黨與工會的時代，只對應於歷史洪流中一段有限的時期，那只是一個人們只能靠書面方式作遠距離溝通的時代。
4. 11月24日的參與人數比17日低，然而運動卻更為激進，從「黃背心」民眾意圖往愛麗舍宮集會可見。一些觀察者將此比作1934年2月6日的示威民眾，當時民眾亦是透過向愛麗舍宮進發，從而撼動整個共和國。這種類比有道理嗎？
從歷史層面來說，這種類比同樣站不住腳。1930年代的法國遠比今日暴力得太多了。1934年2月6日的示威民眾極有組織，受到右翼政黨支持之餘，又有退伍軍人組織及極右聯盟領導，其中的「火十字團」（les Croix de feu）更以準軍事化的方式運作。他們目標明確，就是要推翻共和國。當時對這場示威的鎮壓釀成100死，近千人受傷。在2月9日，左翼發動反示威遊行，也造成9人喪生。反觀「黃背心」的示威日，雖然確有不少受害者，不過他們並非為警方射擊所傷，而是因堵路者與被堵者的衝突意外而受害。
5. 不過，我們今日不是也見到作為1930年代標誌的對「議會政治」的否定嗎？
民眾對「議會政治」的蔑視和挑戰，一直是當代歷史的常態。「黃背心」存心避開所有「政治騎劫」（récupération politique），可說是對「公民身份」主流觀念的一貫批判之延伸。資產階級一直推崇「權力委予」：「投票給我們，由我們打理一切」。然而，早在法國大革命之始，無套褲者（參與革命的平民）就已經拒絕這種對人民的奪權，而高舉以「直接行動」為基礎的「公民身份」民眾觀念。
互聯網推進的新科技所帶來的其中一個結果，就是它使「公民直接行動」更加便捷，重新激活了這種公民身份的實踐。堵路的「黃背心」民眾，在拒絕任何形式的「政治騎劫」下，依稀延續了1792至1794年的無套褲者、1848年2月的公民戰士（按：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推翻路易腓力的七月王朝）、1870至1871年的公社成員，以及美好年代（Belle Epoque，即19世紀末至一戰前）的無政府──工會主義者等民眾所作的種種鬥爭。
當這種公民身份的群眾實踐成長之時，我們就會看到，那些原本注定埋沒在社會陰暗處的人出現在公共場域中，變成運動的代言人。在「黃背心」運動之中，最驚人的是這些發言人身世各異，尤其是女性甚多，而此前的發言人角色則經常只預留給男性擔當。
今日這些群眾領袖能夠如此輕而易舉地在鏡頭前表達自己，其實是一種「雙層民主化」的結果：教育水平提高，以及影音溝通技術對社會各個階層的全面滲透。不過，今日的精英階層卻完全否定民眾的這種能力，愈發加重了人民心中深感被蔑視的心理。即使有20%的就業人口皆是工人階級，在今日的議會當中，他們卻連一個代表也沒有。要理解何以人民會以如此規模否定「政客政治」（la politique politicienne），我們必須記住此等大範圍的歧視現狀。
6. 如果新聞頻道的連續追蹤報道，對運動發展扮演了如此重大的角色，那該如何解釋「黃背心」民眾襲擊記者的事件？
我認為，政客與記者投身以表現為人民真正代表的抗爭已成過去，如今我們正在見證抗爭的新階段。媒體不斷傳播示威者堅稱拒絕為工會、政黨騎劫的言論，其實是想追逐媒體自身的鬥爭，想除去這些中介組織（按：指工會、政黨），而並取而代之成為人民運動的合法代言人。11月17日有記者在遊行出發前，公開為一位「黃背心」背書，正好顯出這種策略；新聞台連續不斷地將這場社會抗爭表現得像一場「聞所未聞、屬於沉默大多數的運動」，也確證了這個策略。
然而，11月24日的示威卻將新媒體矛盾之處展露無遺。對於媒體管理層來說，「民眾」是「觀眾」的同義詞。他們對於「黃背心」的支持讓其收視率爆炸性急升。為了留住觀眾，新聞台的連續追蹤報道，就必須不斷展現出戲劇性的場面，因此記者們才會如此優先處理突發及暴力事件。
如今，暴力鬧事者、媒體及政府之間，存在着一種客觀的聯盟關係，這個聯盟能透過突顯示威民眾的「可恥」行為（正如24日示威後共和國總統口中所言），從而破壞運動的形象。正因如此，雖然暴力鬧事者為數甚少，他們卻長期成為電視新聞報道的主角，「黃背心」亦因而感到被一開始曾經支持他們的媒體所背叛。雖然襲擊記者絕對不能容忍，但這卻是某些報道事件的記者何以會受襲的深層原因。正如我們所見，民眾對政客的蔑視和挑戰，同樣地蔓延到記者身上。
7. 那些認定「黃背心」運動是「布熱德主義」的人，不斷強調示威者的中心訴求：拒絕接受新增的「燃油稅」。而「反稅收」的面向早出現在由布熱德（Pierre Poujade）在1950年代主導的運動中。
這裏也是，我認為我們應該將「黃背心」運動放在長期歷史中觀察，才能了解。在法國民眾運動史上，「反稅收」抗爭一直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法國在十五世紀初才正式穩固下來，正因為當時查理七世剛建立了全國性的長期皇家稅收制度。從那個年代開始，「反稅收」就成了人民鬥爭的一個本質面向。
不過，要再加說明的是，這種「反稅收」的主張，一直由對社會深感不公的情緒強烈激發，而這種感受也一直特別鼓動着平民階級，因為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受優惠對待的人」（貴族與教士），都是最富有的人，卻獲政府豁免繳稅。對這種財政不公的否定，今日之所以能重振旗鼓，正是因為有一大部分的法國人確信，他們交稅只為讓那一小撮最有錢的人更加富有一些而已，這些人更可能透過將資產移到避稅天堂，從而逃避稅負。
評論者都正確地指出，「黃背心」運動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平民階級愈加貧窮，同時城市邊緣眾多地區的公共服務又逐漸消失。不過，我們應該避免將人民的熱切期許簡單轉化成物質上的訴求。使平民階級受害的最大不公平之一，其實是關乎他們與公共語言領域（langage public）的關係。
在1970年代，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已曾解釋過何以當時的工會重視加薪的訴求：原因是工會需要找尋一套共通的語言去涵蓋人民困苦的多重面向。因此，人民的代言人不會說「我的一切都很差」，而是說「我的薪水很差」。同樣道理，今日的「黃背心」不說「我不滿一切」，而只說「我不滿增稅」。不過，只要聽聽他們的親身說法，就可察覺到他們經常表現出一種「普遍性的不滿」。例如BFM-TV在11月17日的一則報道中，記者明顯想受訪者講出她正在為反對稅收而抗爭，可是，這個抗爭者卻不斷重複：「我們受夠了」、「我們厭惡一切」等。
「對一切都不滿」意味着人們尊嚴受創。因此，示威民眾一再批判有權勢者對人民的蔑視，「黃背心」運動亦不例外。我們聽到的許多言論都流露出人民感受到屈辱的情緒，這正滋養出民眾對馬克龍的強烈憤恨。「有一次，他曾經說我們是『布熱德主義者』，然後我去查了字典。這個爛人以為自己是誰，竟敢如此侮辱我們？」這刊登在11月17日《Mediapart》上的一番話，出自一位巴士司機，正好顯出民眾對當權者的否定心態。
8. 為何不滿情緒都集中在馬克龍身上？
在我新書的結論中，我分析馬克龍競選總統時的綱領如何引用歷史。其中令人震驚的是，當中竟然完全沒有平民階級的影子。在其自命位列其中的偉人神殿之中，我們可看見拿破崙、克里孟梭（Clémenceau）、戴高樂等，卻沒有饒勒斯（Jean Jaurès，十九世紀末的法國左翼政治家）或布魯姆（Léon Blum，法國第一位社會黨總理）。
當然，我們大部分的領導人物都出身於上層階級，可是他們通常都先有長久的政治歷練，然後才登上國家最高權力寶座。相反，馬克龍先生在沒有任何政治歷練下就當上總統。他的從政綱領中所顯露出的世界觀，可說是一種上層中產階級的族群中心主義，有時更顯得甚為幼稚。如果說馬克龍今日集人民階級否定情緒於一身，也只因為他為超級富豪減稅，卻加重一般人稅負的政策，使人民深感社會不公。
9. 在示威當中，我們也聽到種族主義、恐同及性別歧視的口號。有些觀察者因而指出「黃背心」運動由極右勢力操控。對此你有何見解？
讓習慣把群眾抗爭理想化的歷史學家或社會學家不太開心的是，民眾中經常交集着互相矛盾的思潮，以及各種爭奪內部支配權的遊戲。當群眾運動沒領導，沒能夠訂明集體策略的抗爭者，也沒有人能夠以階級鬥爭語言表達出群眾不滿，你所說的言行舉止（即種族主義、恐同及性別歧視的口號等）就會經常出現。
我曾經出版過一本關於1893年艾格莫爾特（Aigues-Mortes）意大利人大屠殺的書，其中指出了由法國工人的自發運動，如何淪落、變質，最後成了對被鹽礦僱用的皮埃蒙特季節性工人的屠殺。我相信，如果1936年就有新聞台的連續追蹤報道及智能手機的話，記者一定會錄下罷工民眾的種族主義或排外言論。我們不要忘記，一大部分的工人，雖然在1936年5、6月間投票給左翼人民前線（Front Populaire），後來卻轉而支持多里奧（Jacques Doriot）的極右人民黨（Parti Populaire）（多里奧被法國共產黨開除後成立人民黨，對抗人民陣線，他在二戰時更成為著名投敵者）。
10. 這場運動將如何發展？
這場運動的正面影響之一，是它將社會問題重新帶到政治遊戲的中心。來自各種不同背景、帶有各式各樣意見、性別不同的人們，在共同的抗爭中，聚集在一起。「黃背心」本身就是一個有趣的符號，它使背景各異的人有了共同身份，這共同身份的基礎就是路邊汽車「死火」、陷入窘境的人所有的共同經驗（黃背心是法國駕車人士必備之物，用以路上「死火」停車時走出車外穿着）。可是，如果這場運動持續下去，那些今日存在於運動核心中，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對立的觀點，將會愈加顯現。
我們可以用兩種完全不同的方法去解讀「黃背心」反稅收的抗爭。第一種是「自由主義的解讀」：這些「黃背心」民眾以「行事自由」的名義反對稅收。第二種解讀，卻是指他們是為了「對抗稅收的不公」而抗爭，主張重新分配公共財富，以讓被社會遺棄的人受益。
示威運動將要面臨的另一重大問題，是其「代表人物」的問題。很多受過媒體訪問的「黃背心」人士，都自命是不曾被外界聽見之法國底層的代言人。這些出身於平民階級的人，一下子走出其原來生活中的陰暗處，他們的生活被完全顛覆之餘，更被訪問他們或拍攝他們的眾多記者視為重要人物。
如果運動最後尋得長期代言人，他們之中不少人將會變回無名之輩。這場抗爭的平民面向亦有因而消減的危機，因為未來的代言人很可能會來自中產階級，即是說更容易公開表達自己而去構築集體行動的那一個社會場域。
上文節錄自第141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2月10日）《黃背心：社會問題重回政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