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禮人生．三】東莞旅館的男屍 記在愛人自殺後
阿唯的老家在安徽，她來到香港只有三年多。這天晚上，她正埋頭溫習兒子的小一功課，把英文課本上的生詞拍下來，逐個用網上字典查出意思與讀音，反覆溫習。（為尊重受訪者意願，個案名字為化名）圖：高仲明 鳴謝：贐明會此乃〈現代人的哀悼日記〉專題之三
幾年前，她與丈夫在QQ上認識。那時兩人都在上海工作，她是一間服飾店的老闆娘，僱着幾個小妹一起看店。第一次相約見面，一張南方臉孔向她走來，丈夫的普通話很普通，帶着廣東口音，叫她完全聽不明，但她笑了，往後還是應約。因為這個香港來的男人處處讓着她，總陪她去吃北方人愛吃的大蒜紅椒，有時他又會在家裏熬廣東湯水等她回家。因為他學歷不高，又是香港人，在上海一直沒法找到一份體面工作，只和朋友在菲律賓開了個賭波的網站，勉強餬口。於是他一直對她很有愧意，覺得她的經濟能力比自己好，有時他在網上賭波贏了，便把錢塞給阿唯和店裏的小妹；輸了錢，回來便作沒事人，從來不擺出臉色。
兩年後，她意外懷孕，他們馬上簽了紙，回她的老家生下了安仔。像大多數的女人一樣，有了自己的家後，她把心思都放在丈夫和兒子身上，服飾店的生意日漸變差，兩公婆商量過後，把店關了，乾脆到香港發展。
他給自己訂了目標。有時和兒子在一起，他會打趣地說，要把自己打下的江山交給兒子，叫安仔努力。我知道他對我們的心意，他不想原地踏步，一直打算開一間工程公司，但後來他覺得挫敗，心裏很氣餒，性格變了一個人。我於是常跟他說，一家人只要健康快樂就好，無錢有無錢的活法，一樣快樂。
「真正移民到香港，安仔正好是時候上幼稚園。我當時覺得香港的生活節奏太快，我在這裏一句話都不敢講，因為一講，其他人就知道我不是香港人。我跟老公都覺得我們只會在香港短暫逗留，只要在這段時間想到點子，便舉家回到上海做生意。但在香港的日子，我的腦筋一直退步。安仔在學校和老師同學的關係又很好，看着他一步步成長，我們都不忍要他回到內地生活。」
阿唯的丈夫在地盤工作，弄得一身痠痛，下班到家樓下，卻時時致電他們母子，說要帶他們去行商場，行山燒烤。他們一家和姑奶、奶奶和老爺同住，因為家裏習慣用福建話溝通，於是阿唯來了香港三年多，最近才慢慢由五歲的兒子教她說廣東話。
「他在地盤工作的頭一年還是好端端的，但後來壓力愈來愈大，他給自己訂了目標。有時和兒子在一起，他會打趣地說，要把自己打下的江山交給兒子，叫安仔努力。我知道他對我們的心意，他不想原地踏步，一直打算開一間工程公司，但後來他覺得挫敗，心裏很氣餒，性格變了一個人。早上天一光，他就飲酒，把啤酒當做早餐，之後一整天都把酒精當成精神食糧，彷彿只有啤酒才能推動他生活下去。我常跟他說，一家人只要健康快樂就好，無錢有無錢的活法，一樣快樂。」阿唯回憶道。
後來丈夫終於和朋友一起開了一間工程公司。一天，老爺卻收到「大耳窿」電話，說兒子借了一大筆錢。「丈夫當時回說，因為新公司需要金錢周轉，我們都相信他。但到了後來他出糧也不給生活費，幼稚園問我要安仔的學費，我們也交不起，可是他還是會帶着錢過大海，他的心態是覺得當下需要20萬（元），身上只得一萬，就算拿出那一萬也不能解決事情，倒不如拿到賭桌上試試運氣。」阿唯說。
慢慢習慣 丈夫不定期消失
她在上年領到身份證，只要晚上把安仔哄睡了，她就到酒店去做樓面，一個月賺來一千幾百，只夠給安仔買零食。家裏的經濟情況愈來愈差，他開始嗜酒，受酒精的影響，做的決定愈來愈不負責任。「酒精下了肚，想的事情都是即時性，想到就去做。但工作起來，他比誰都賣力，完全不當自己是老闆，什麼都落手落腳做。後來生意好了，接來許多工程，但他的賭債也愈來愈多，一有人找上門，周轉不來，他就會找間酒店躲起來，什麼人都不見，直到想到辦法，第一個就找我和安仔，跟我們說，沒事了，他正回來。」
他回來了便帶阿唯去他住的酒店，讓她安心。她慢慢習慣不定期就會消失的丈夫，心裏明白他為了家人付出許多，只能默默在他身邊支持他。
後來借高利貸的錢慢慢還上了，但因為工程接得太多，情況失控，他常常回家就跟阿唯說，如果他能有五個分身，事情就可以解決。但當事情解決不了，他就天天飲酒，意志消沉，家人見到他這樣，天天待他下了班，就問他到底幾時會還錢給他們。
「後來悲傷時，我學習走進丈夫的內心世界，學他飲酒，想像他回到家裏面對我和安仔，還有其他家人的責難，在外，他的工作很辛勞，公司的事全由他操心。他借了外面的錢，時時周轉不來，身上像揹了定時炸彈。他其實是一個很善良的人，他的一切出發點都為了我們。」在最後的那段日子裏，丈夫曾經對阿唯說，他雖然知道飲酒不好，但酒以外的其他一切都令他無比痛苦。
阿唯坐在安仔這年常常進進出出的哀傷輔導中心裏。安仔來做哀傷輔導時，社工和他玩櫃上那副小小的棺材，說爸爸睡進了棺材，離開了他和媽媽，但他還是可以在心裏想念爸爸，跟爸爸說話。他們又讓安仔在畫紙上畫畫，指着他的畫，問安仔想表達什麼，想起爸爸時心情怎樣。房間裏最精緻的是兩個房間模型，一個是醫院的模型，用積木做的醫生忙着為病人看病；一個是家的模型，擬人化了的松鼠爸爸正為小孩說故事。
一通電話 稱旅館發現男屍
丈夫離開是去年10月才發生的事，於是阿唯和安仔現在仍是這間哀傷輔導中心的跟進個案。半年前，阿唯晚上下班回家，老爺說有一個壞消息要告訴她，內地出入境人員致電，說在東莞一間網吧旅館發現了一具男屍，身上放了她丈夫的身份證。「那時，老公已經失蹤約15天，他壓力一大就會消失，但多數一個星期後就會回來。在上海時，有次我見到他頸上的血痕，我就跟他說不賭就不會輸。我以為我已經改變了他的想法，但沒想到其實是我高估了自己，低估了他的痛苦。」
爸爸死時，安仔五歲，讀幼稚園三年班，兩父子有時會在夜裏手拖手結伴到樓下的便利店買啤酒和糖果。但事發時，安仔已許久不曾見到爸爸。她一度覺得那通自稱入境處打來的電話只是詐騙電話，老爺根據電話號碼打回去問，打了好多次都沒人聽，後來才知道因為隔天是國慶，內地長官都放假去了。香港警方在幾小時後證實了丈夫的身份，她面對現實，走到廚房拿起了刀，安仔一直尾隨媽媽，一直叫媽媽不好，她轉身回到房間，安仔又跟着她，叫爺爺跟媽媽說一切都是假的。
安仔把我拉了回來。我知道我要為他活下去。
在殮房裏，她讓安仔去看爸爸最後一面，安仔拉着她的衫角，不讓她上前，屍體隨後火化運到夫家的家鄉安葬。內地的出入境人員後來才跟她說，原來在丈夫失蹤的15日裏，曾回港一次，查看了銀行的餘額，發現工程的款項還是沒有到帳，於是又折返內地。阿唯得知後，心裏更加悲痛。如果那筆錢依時到了帳，可能他並不會那麼絕望。
他們在內地過了五天，直到把他的身後事辦完了才回到香港。負責個案的警員把她轉介到社署，社署又轉介她到家庭服務中心，後來社署又轉介她到私營的哀傷輔導機構去。喪夫的這一年，阿唯才30歲，她成了年輕的寡婦。在哀傷輔導裏，她第一次向人傾訴來港後的感受、和丈夫相識的故事與安仔的成長。除了丈夫之外，這是頭一次有人聽她講心事。「其實當時比起自己，我更擔心安仔的情緒，因為他參與的東西太多，我擔心他留有陰影。安仔自內地回到香港，說話少了，一天到晚只想跟着我，彷彿一夜長大，要保護我這個母親。」後來她帶安仔見了機構的社工，社工發現她的情緒也有問題，甚至為了解丈夫感受，學着他飲酒度日，於是也為她提供輔導。
初時我仍會等到安仔睡着便喊……（後來）突然覺得我要為他學習與社會接上軌道，因為他沒有爸爸了，我的內心更要強大一點。
哀傷輔導 如獲得溫暖擁抱
「哀傷輔導令我們在悲痛裏，如有人溫暖地抱緊了我們。安仔一下課，我就帶他到這裏來。初時我仍會等到安仔睡着便喊，但後來到了暑假，我陪安仔去買小學的校服、新書包和課本，突然覺得我要為了他學習與社會接上軌道，因為他沒有爸爸了，我的內心更要強大一點。不可以把過去帶到現在。」阿唯說着，還是拿着紙巾抹了抹眼淚。
她記得，安仔開學的那天，她拖着他的小手上學，看着他穿上新的校服，想起社工許姑娘說，他是她生命裏的天使，她覺得整個世界不一樣了。這個月來，安仔的功課開始深了，她便陪着兒子讀書，慢慢不再夜裏偷偷地哭。前幾天安仔放學，拖鞋都沒換，就直接衝到房間對她說：「媽媽，我好開心，我數學拿一百分。」她看看兒子手上的雖然只是普通的作業，但上頭的數字令安仔一臉自豪，有了自信的笑容。安仔平日是個自尊心很強的孩子，很少說出「開心」兩字。因此這兩個字令阿唯往後的人生有了目標和光明。
在泰戈爾的詩歌裡，「死如秋葉之靜美」前其實是「生如夏花之絢爛」。
孩子思念逝者三問三答一、逝世的親人會去哪裏？可考慮孩子的理解程度，決定解答的深淺度。基本上需向他們說明，人死了，代表身體已經死亡，不會再呼吸、走動和心跳。有關死後的世界，需根據家庭的宗教觀回答，如基督教家庭，可答靈魂會到天堂，那是一個讓靈魂休息的地方，再沒有痛苦。二、逝者會否冷或餓，他會回來嗎？年紀較小的孩子因為關心和擔心逝世的親人，會有這些疑惑，家長應耐心向他們解釋死亡是什麼，死去的人和有生命的人不同，他們不再感覺到冷熱和肚餓，但在另一個世界，也會過得很好。逝世的人是不會再回來，可是與他有關的記憶會一直留在我們心中。三、我死了，就可以見到逝去的親人？家長可先了解孩子的動機，肯定他們的掛念之情，表示自己也不想和逝者分開，清楚解釋自殺也不知道可否再見逝者，但肯定會令疼愛他的在世親人傷心難過。同時與孩子建立掛念親人的方法，如看照片、畫畫和寫信。（資料撮寫自贐明會《哀傷關懷手冊—兒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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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34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0月22日）《現代人的哀悼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