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談土地】張之亮探完籠屋決定拍《籠民》：住客以為來看動物
行外人看電影圈，會以為那是另一個江湖，是個大染缸，要這行捱出頭除了要熱誠與天分外，也要識人脈，懂交際。張之亮卻顯然不是這種人。年輕時入行，教會的教友知道他當導演，總是擔心他。他反過來安慰人，說電影圈其實沒有人們心裏想像的複雜，比起社會，它還要單純。到了許多年後的今日，他還是這樣覺得。他說自己在24歲那年簽下了人生第一份導演合約，拍完首部電影《中國最後一個太監》後，不過27歲。
當年，人人賺到了錢就去買樓，他收到導演酬金，卻兌成了日圓，一個人在日本東京都新宿區高田馬場租下了套房，讓自己過上了歲月靜好的八個月。「當時一切於我都是未知之數。電影拍完要年半後才上映，於是我一直擔心觀眾的反應，一方面覺得當時自己太多人幫，戲裏的演員全是大卡士，對一個新導演來說，我只能盡量做到最好。每晚改完劇本，隔朝就到現場，心理壓力還是很大，拍完終於能鬆一口氣，便又想起初進寶禾時，第一次跟成龍出埠到日本拍戲，覺得那個地方好靚。於是後來便帶着成副身家到那邊，做一個留學生，過自己渴望的生活，除了去上學，下課就是往電影院跑，就這樣平靜地生活。」
那個年代，一張電影門票不過20元，《中國最後一個太監》最後卻成為了他導演生涯中最賺錢的一部電影。當時正是香港電影的火紅年代，每間電影公司都在打仗，上上下下都做得焦頭爛額。左派背景的銀都機構於是找上了他，說只要他願意接戲，開什麼戲都無所謂，於是張之亮就幫他們組織了一間叫夢工場的電影公司，並拍攝了其後獲得金像獎「最佳電影」與「最佳編劇」等獎項的電影——《飛越黃昏》。
《飛越黃昏》談的是移民潮後，子女都往外移民而獨自留港的獨居長者。戲中涉及家庭議題、世代矛盾與黃昏戀，電影由黃仁逵作為美指，畫面表現了九十年代香港中產家庭的生活，戲裏馮寶寶穿上一襲素色旗袍，用耳朵抵住門，一直等女兒葉童帶着孫女、女婿回家。
「那時，我時常去探望前妻的媽媽。因為她的女兒移民了，她一個人孤零零的生活。我去探她的時候，覺得香港當時有一個斷層，時代留下了一群老人寂寞地生活，於是便刻意去觀察他們，看他們在公園中打扇舞，發覺他們有自己的社區，可以從他們的身上構思故事。當時正好看了《親密關係》（Terms of Endearment，1983），電影中談的是母女之情，看着戲中兩母女睡在床上談天，走過人生的歲月，印象很深。我希望自己也可拍出一部電影去談母女間的感情。」張之亮回憶道。
記者引他進籠屋
後來拍《籠民》，也是因為一個有心的記者。「當時深水埗一間男子公寓（籠屋）起火，死了許多人，社會吵得鬧哄哄。有一日，一個叫高佬的報館記者找我。見面之後，他問我，你覺不覺得這個題材（籠屋）好有社會性？你覺不覺得這班人很值得幫忙？我當時反問他，那我可以做什麼？我什麼都做不到。」記者後來帶他到大角咀福全街一號探訪籠屋住客。
福全街一號當年有一棟快被清拆的唐樓，他隨記者走進去，見到一個個疊起的籠子，兩邊通道狹窄，牆壁斑駁，住客以為他們來參觀，當那裏是動物園，於是充滿敵意地打量張之亮。
他邊走邊看，只覺經過了一個又一個的籠子，籠裏放滿雜物，連拖鞋都珍而重之地收在籠裏。每個籠子外都鎖上了一把鎖，裏面塞着一團棉胎，被套破了，烏黑的髒棉花散得四處都是，在外面走過，誰都猜不到棉胎裏面有沒有人。
「下樓之後，記者就叫我再想一下，看看可不可以拍一部戲，幫幫籠屋的人，幫他們講一些事。我回去想了三個月，其間到了不同的板間房，最後決定開拍《籠民》。」張之亮說。
《籠民》只花了四個星期，用了很低成本便拍成了，卻橫掃了金像獎最佳影片、導演、編劇和男配角幾個大獎。
回望人生，張之亮的際遇在拍成《籠民》前一直一帆風順，直到其後《自梳》遲遲未能發行，加上亞洲金融風暴與盜版問題，香港電影走下坡，到戲院看戲的人少了，就算他和幾位著名導演創辦電影計劃，願意不收導演費，找不收酬金的演員拍攝電影，並把電影資金全數放在電影的製作費上，以提高電影質素，改善行業前景，也一樣失敗告終。
在十多位導演中，最後只有他找到了張國榮願意只收取一元作為演出費，合作拍成了電影《流星語》，然而最後票房不如理想，他們都十分失望。
他突然提到，自己人生裏沒幾個朋友，過往合作過的大卡士，戲拍完了他怕別人覺得他別有用心，更刻意地不保持聯絡，就算是他很欣賞的演員張國榮，在拍完了《流星語》後也沒有再見。
房屋問題從未改變過，社會總是說國民收入有多高，但對於香港的低下層，他們的處境卻從沒改變。
後來，他有足足五年沒再拍戲，而去了內地拍攝電視劇，當時生活過得艱難，劇好不容易拍完了，又發覺被人「空手套白狼」去了。於是有天，他失魂落魄地走在西湖邊，想了一天，最後掏荷包賠上了演員的薪酬與製作費。
張之亮說：「現在回想，覺得那都過去了，無論高或低，也已經是過了去的事。人生不好回頭去想，除非你今日『埋單』，否則你要向前望。」這也就是生活的本質。
「我們常常覺得，我哪有住在籠裏？其實籠就在這裏。心裏。《籠民》裏肥姑帶着兒子去中環找議員，等過馬路時，太子森見到三個帶着動物面具的人，失了魂，肥姑拉着他，問他：『你未睇過咩？』其實那是說人人都戴着面具，面具有的有形，有的無形，籠子也是。」他指指胸前，在心裏，人人都有一個無形的籠。
說到實體的籠，他說應該樂觀一點：「如果困難只作為一種過渡，人生總有起伏，那樣我們只好捱過去，我一直相信一息尚存便能繼續爭取自己想要的未來，但現實更像是《籠民》戲裏的情況，一班貧民被逼遷，找上一些議員和官員，議員說是土地問題，又說是規劃問題，官員說是就業問題，沒完沒了，總之不關自己部門的事，人們看到不幸習慣推諉責任，但我如果真的住在籠屋裏，最想要的其實不是找出原因，而是搬出那裏，因為這是一個最現實的問題—一個生活的問題。」
戲裏的議員其實也是發展商的高層，他與幾個商人在高爾夫球場上談起逼遷事宜，對裏面的窮人嗤之以鼻，盡見政客雙面人的醜態。
住屋問題從未解決
張之亮在五十年代末出生，他記得自己小時候住在蘇屋邨，又去過九龍城的板間房探望親人，那時他在廊子裏走，常常走錯路，拍錯門，「以前門一開，是一間小小的房間，後來拍錯門，門一開，已發展成三層的籠屋。」小小的他看着城市變化，直到他離開香港，到內地拍戲，再回來香港，發現城裏唯一不變的「核心價值」只是一城人的居住環境，其他的什麼都變了。
「九十年代我拍成了《籠民》，房屋問題也從未改變。拍完《籠民》又過了二十年，我還是在網上看到許多一家老小睡在很窄的空間裏。社會總是說國民收入有多高，金融有多幾強大，但對於香港的低下層，他們的處境卻從沒變化。」他失望，對這個地方益發感覺陌生。
有次行完山，自上水坐車回家，因為入閘問題，被人用三字經鬧了一遍，但家鄉的情愫還是叫他回來，每次回來，他都像憑弔一樣去逛舊區，「在中國，走在街上一樣有許多的紛爭，但因為知道自己是外人，心裏不會怎樣，但回到香港，走在街上，你會知道你不是外人，你屬於這個城市，但你也會明白為什麼無法接受香港這幾年的變化。」
相比北京那千呎洋房，香港如此狹隘，但香港始終是他最想念的地方，儘管她看來多麼像一個籠。
上文節錄自第125期《香港01》周報（2018年8月20日）《《籠民》導演談居住尊嚴 張之亮：香港就像一個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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