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對談】陳景輝x黃浩銘x林朗彥 ——告別「少年英雄」（三）

不少社運青年鋃鐺入獄，如衝擊公民廣場案的「雙學三子」、反新界東北撥款案的「東北十三子」，不少人仍有官司在身。在騷亂案中，法官明言不會考慮被告犯罪動機是否出於道德正義的政治訴求。此為《社運對談》專訪報道之三

這觀點並非首次出現，在2014年衝擊公民廣場案中，黃之鋒、羅冠聰與周永康被控非法集結等罪，分別被判社會服務令及緩刑，律政司提出覆核，上訴庭去年改判三人入獄六至八個月，並為非法集結定下新的判刑指引，指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不被寬容，領導及鼓勵其他人參與者所負的刑責亦較大。雖然「三子」上訴至終審法院改獲判撤銷監禁刑罰，但終院卻接納上訴庭的判刑原則，並指出公民抗命泛指示威者針對不公義法律作出違法行為，或藉違法行動去抗議社會不公義之事，以尋求社會或法律改變，如果抗命者出於良心及真誠，法庭判刑時應考慮其動機，惟行動須為非暴力，否則公民抗命和行使憲法權不會成為求情理由。陳景輝指出，法庭已不再綜合及整體地考慮行為，自旺角騷亂後，更選取嚴厲態度及較重刑罰對付社運人士，並不僅僅針對勇武抗爭者。對社運參與者而言，在犯人欄上聚頭平常不過，黃浩銘及林朗彥同涉2014年6月反新界東北前期發展工程撥款示威，非法集結罪成的13名示威者原被判社會服務令。惟律政司提出覆核，上訴庭覆核後加刑，改為8至13個月監禁，部分人申請保釋，等候上訴。

已入獄三個月、後獲保釋待上訴的林朗彥表示：「小時候大家所理解的法律，是一種報應原則，你的刑罰是按着你做的事衡量。但從東北案或者是暴動案可見，法庭不考慮（你做的事），而是為了懲治整個事件而犧牲部分人。」他舉例說，如東北案各人舉措均有不同，有人只用手拉門，有人用竹枝「武器」；旺角騷亂有人燒車、擲磚及擲水樽，而盧建民只投擲水樽及推撞卻遭受重判，反映社會運動參與者並非代表個人而是命運共同體：「以相同角度看，作為組織者，我們不可能沒有底線及倫理，也沒可能沒有責任，因為責任已由法庭幫我們界定，我們要一起承擔。」

雨傘運動再想像回望雨傘運動，林朗彥說自己的想法出現變化，認為那時的所謂不要大台——即沒有指揮者，每人為自己行動負責，同一行動現場你有你的「和理非非」，我有我的衝擊，而不是想出一個共同策略──傷害頗深，而且對參與者不公，「我覺得行動要重新建立一種將我們聯繫起來的所謂倫理。」始終在群眾運動下，沒人能夠獨善其身。

持久的大型群眾運動，是觀察群眾動員及反應的最佳機會。回想龍和道清場當晚，陳景輝對此仍有不少想像。他說自己當晚也在現場。警方「速龍小隊」衝出來，旋即驅散逾千名示威者。「大家因被打而感到受創，成為憂鬱運動經驗之一。但如果過千群眾全部坐下呢？如果大家有強烈的意志，打算留過夜，也許可以在龍和道多佔一晚。」

黃浩銘反指，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大家認為「和理非非」行為不可取，舉起雙手的人是軟弱者，所以即使陳景輝評估恰當，但當時的氛圍不允許作出這樣的決定。「另一重點是那時候大家對暴力抗爭有很大的想像空間，誰有成本？如今他們不會（再作暴力抗爭），因為大家都知道有成本。」凡事沒有如果，但運動的成功與失敗、左翼與右翼、暴力與非暴力，各種形式都不應窒礙我們對運動認真反省及評價。後雨傘時期，抗爭路線爭論不斷，右翼主張「和理非非」失效，改以更為激進的方式勇武抗爭，與傳統泛民及左翼割裂。陳景輝慨嘆，這裏有一個思考的陷阱：採用一種與之前理念完全相違背的方式，取而代之以無底線、無大台的勇武鬥爭，淹沒了一些原本可行的組織非暴力運動的公共討論。畢竟在今天客觀現實是，政權難以改變，但社會早出現疲態，社運如何走下去？

仍未結束的抗爭林朗彥還記得，2014年時，大家都說是抗命年代的開端，是基於整個民主陣營一起總結以往的經驗，得出公民抗命是當下出路的結論；但今天香港社運已有新主題：「雨傘之後，整個主流陣營並不反思抗命的實踐，只有部分可能叫做進步派的人，繼續思想這件事。」林朗彥反問：「暴力抗爭是否絕對否定呢？我認為不是，某些時候我們都要動用暴力才可達到目標。問題是，在暴力抗爭的陣營內，並沒有機制令他們知道如何有效抗爭。」

陳景輝認為，社會運動始終講求非暴力、自我組織、自我承擔、共同思考分享，雨傘運動雖有許多需要改善或不民主之處，但至少鼓勵自我承擔，是香港公民社會自我組織的高峰。黃浩銘則形容，佔中三子及雙學只是徒具形式，當時無實質聯合陣線作為大台，因此大眾要反思，如何令機制擴展開去，非暴力抗爭要不斷擴大集體，而非排他壟斷，有組織有紀律，運動才有力量。

但說易行難，不論是議會內外，反省意識長期缺席，黃浩銘有氣沒氣地說：「民主派內部本身也沒有一個自我檢討的氣氛。你叫他自我檢討，即是叫他不用參選，這是長毛（梁國雄）說的，沒人會在選舉前跟你做自我檢討。如果他是錯的，怎樣叫你去選他？沒有人有這種膽量。」陳景輝也完全認同，長期關心政治的他強烈感受到民主派議員的目標純粹是為了當議員，這使他疑惑：「在香港，民主派和社會運動之間好像是兩種分工，所謂議會內外，但現在是否還可以這樣去分呢？」他認為，民主派顧名思義，應該是以民主運動為目的，所以反思民主運動的方向及路線是必須的。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政府未有聽取民意，未有緩和社會深層次矛盾，是催生社運的原因之一，但政治問題總不能躲在法庭之後，不循政治途徑解決，不嘗試理解民怨，只求撲滅反抗運動的火種。而當抗爭者面對社會不公義挺身而出，換來的卻是獨自承受法律責任的代價。港府如何回應民怨，社運參與者如何面對犬儒群眾及愈趨狹窄的抗爭空間，以及誠實面對自己，是香港所有人不可迴避的敲問。

上文節錄自第116期《香港01》周報（2018年6月19日）《社運對談 — 告別「少年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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