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對談】陳景輝x黃浩銘x林朗彥 ——告別「少年英雄」（二）

社運有「英雄」，自然也有崇拜「英雄」的人。綜觀過往社運，支持者除了青年，中年人亦不計其數，究竟大眾是打從心底支持青年的信念及行動，還是要青年幫他們完成自己辦不到的事？此為《社運對談》專訪報道之二

陳景輝憶述，雨傘運動後期陷於膠着，撤與不撤的爭議在廣場圈子裏縈繞不散，一名中產中年朋友對他說：「我不管，你要我撤也可以，如果黃之鋒及周永康現在帶我走，我就走。」他認為，這番話驟耳聽來很撐青年，實質是缺乏思考，把個人主體性託付青年的想法表露無遺，「什麼叫交託？即是叫你搞。到最後，他（青年）頂着運動理念走下去，但無人與他分擔，告訴他對錯。」陳景輝坦言對這種現象很擔憂，一來群眾並未認真思考自身責任，二來這種支持是「摻水」的。

「香港成年人、中年人很無力，就像梁天琦的律師所說的很虧欠（青年）、貪圖逸樂。年輕時，他們將所有責任交給司徒華、李柱銘；中年時，便將責任交給梁天琦及林朗彥。」陳景輝苦笑道，支持僅出於虧欠，無關理念。殘酷的是，面對政府不聽民意、社會不公不義，青年挺身而出，成為被時勢所造的「英雄」；更殘酷的是，大眾試圖將自身的追求及期望投射在「英雄」身上，說穿了就是「我做不來，讓你代表我」去抗爭。

「這是雨傘運動最失敗的地方，『命運自主』這句口號，令人難堪。」林朗彥說。2011年，林朗彥與黃之鋒等成立學民思潮，在翌年的反國教運動中參與絕食，那場由學生主導的運動，理應令他對光環感受至深；到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他說因為佔領區大得沒有一個團體或人可以完全指揮，變相每個人都要承擔某一責任，但當離開佔領區後，便無法體現出來。「許多時候，社會改革的任務，只擺在某些人身上，剛才黃浩銘形容很殘酷，我覺得很可悲。」「命運自主」這四個白字成為雨傘運動的標誌，原來大家口說「命運自主」，卻將靈魂交託於人，終歸人人身不由己。

理解還是告解？

不少人期望「英雄」可無畏無懼地代自己抗爭，實情是不少「英雄」並不想成為英雄，只期望群眾一同投身社會運動並理解他們。今年初，「香港英雄梁天琦」塗鴉在多處出現；判刑後，有人作曲歌頌他，林朗彥看在眼內，坦言非常可悲：「如果梁天琦在法庭所說的話出於真誠，那天他其實是迫於無奈、時勢或者他人的期待，必須做一件不符合他判斷的事。悲哀的是，仍有人捧頌他為英雄，卻不了解他真正的想法。」梁天琦在法庭上自辯時表明，當晚「勇武」的舉動是送死，為舊日的主張懺悔。林朗彥批評歌頌梁天琦的人不思考及了解他心中的擔憂及思想轉變，「苛刻點說，這是浪費政治犯沒有的自由。」

在判刑前，梁天琦花了千餘字將感悟寫成自白書，他寫道：「由始至終，驅使我參與政治的，是對一個民主、自由香港的追尋。在追尋這個理想社會的過程中，令香港變成民主社會，在路上難免跌跌撞撞。」如今，他已不再奢求他人認同，只望他人理解。面對未曾理解「英雄」的群眾，黃浩銘認為除了無力，還有不願付出的心態，才想做事彌補自己與「英雄」的距離，「這種心態正是中產、中年人的心態，自己不想行動，所以捐錢給你去做，『靠你啦，年輕人！你點我點啦！』他們始終無法突破自己的界線。」他形容這種心態行徑猶如是買「中產贖罪券」。

陳景輝說：「『少年英雄』是頗慘的描述，雖然他（梁天琦）活在一種膨脹的運動形象下，他實質被這種形象牽着走。為什麼他最後在『chosen one』（被選中的人）還是『廢青』之間搖擺呢？他面對很多問題：不能做代議士，內部開始分裂，偶像黃毓民因為一些選舉利益也狙擊他，跟着他便開始不相信別人。」陳景輝認為，以「少年英雄」的形象及按照別人的目光去決定自己言行，並非創新的運動，只會令青年受到局限，也是社運文化的缺失。52天的審訊落幕，騷亂案另一被告、判囚七年的盧建民方開始走進大眾視線，這源於傳媒報道他曾在前年迷你倉大火，低調為消防員送水。黃浩銘指出，這僅是大眾對品性的欣賞及對長刑期的慨嘆，「感受上，我們可以同情、欣賞，但不可以就此停步，我們要思考。如果講非暴力，這會不會是瓶頸？如何推進？」他強調，支持不能只流於感性及局限於品性，還要支持甚至批判背後的想法，一同檢討往日所為的對與錯，「如果只說：『辛苦你了，你好慘！』，然後捐錢給你，說香港未來交給你啦，這就不是命運自主了！」

上文節錄自第116期《香港01》周報（2018年6月19日）《社運對談 — 告別「少年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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