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9】這一輩為何拒絕記憶那一輩的六四？（下）

六四事件29周年。那一輩念念不忘的哀痛和歷史，在這一輩當中有了新的詮釋和記憶，世代傳承難免有了落差和摩擦，這一輩批評那一輩行禮如儀，那一輩指摘這一輩遺忘歷史。那一輩為何希望這一輩牢牢記住那段歷史？這一輩為何拒絕以那一輩的方式來記憶六四？有社運人士說是歷史意識淡泊作祟，有文研專家指是虛無主義瀰漫的影響，也有傳播學者認為是本土論述爭奪的結果。《這一輩為何拒絕記憶那一輩的六四 · 下》

《這一輩為何拒絕記憶那一輩的六四 · 上》提到，多間大專院校學生會均對六四有自己一套理解框架：（1）表示爭取平反六四與自己無關；（2）認為支聯會行禮如儀；（3）質疑為何不悼念沙士；（4）反感支聯會以「建設民主中國」為主要綱領；（5）相信紀念六四的意義在於認知中共的殘暴。

該論述追本溯源來自《香港城邦論》作者陳雲，而「熱普城」近年的衰落，似乎也沒有影響這套本土六四論述在一些年輕人心中扎根。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認為，這與年輕人有不喜歡中國的情感傾向相關，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葉蔭聰也說，本土主義政治的冒起，其一特點是強調「中港區隔」以配合年輕人的情感傾向。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許寶強2013年於《做「不可能」的事 ——克服犬儒民粹的公民抗命》一文提到，這種排外式的「本土主義」正好承載了本地民眾的生活焦慮和鬱悶情感，但它往往只是借助或鼓吹一種簡單的「敵我邏輯」，提倡「不排外就是賣港」，或會令香港政治文化走向犬儒，消耗民眾的政治參與熱情。

事隔五年，許寶強認為，那些支撐學生代表否定六四的論述，可能是由絕望和虛無等情緒編制而成的情感政治。這種虛無主義，與犬儒主義相似，由於對強權的無力、對生活的沮喪、對政團的失望、對議會的不滿等等，有部分年輕人或會認為他們已經看透世事、看清強權，難免對世界失去好奇心，也不再相信只要投入參與就可以改變。

李立峯提醒，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社會的傳承機制也漸趨弱化。「我們要留意，不止是現在年輕人沒有關於六四的個人經歷，再過10年，連新一代的父母和老師的沒有記憶。」他解釋，六四記憶得以傳承至部份未有經歷的年輕人當中，其一原因在於他們在接受記憶的過程中，傳遞一方曾經有強烈的情感分享，「例如老師平時嘻嘻哈哈，一到六四紀念日就很嚴肅，甚至哭著訴說其當年的感受」，但當這一代記憶接收者擔當傳遞者時，他們的情感元素必然會減弱。

「我們討論六四的『傳承』，往往過分集中在『傳』的一面，而忽略『承』所代表的接受面。」社運人士、政治及文化評論人陳景輝也坦言，在支聯會的論述當中，對於六四與香港本土的直接關係，一直存在缺位，但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支聯會不但未好好梳理並呈現屬於本土的六四，反而認為只要他們堅持他們相信的東西、重複一直重複的事情，傳承就會自然發生。

「在不扭曲原有價值的情況下，我們要『傳承』，就有需要去更新活化這個傳統。如果沒有傳統的年輕就是膚淺的話，沒有更新的傳統就是將死，也就是沒有辦法把它變成一種可以傳遞到未來的故事、語言、信念。」陳景輝以近五年冒起的本土六四論述為例，認為有關爭論持續數年，但支聯會卻仍然重複普世價值、人道關懷的論述，而沒有與本土情懷扣連，「六四本來就是香港人曾經共同參與、很本土的一件事，為何支聯會不在這方面加強論述呢？」

陳景輝還指出，這與香港人的歷史意識淡薄相關，「對於重組八九之後的香港運動史、香港人怎樣在支援運動中創造自己的這個過程，缺少了一種歷史意識，以至於我們好像借用人家的六四歷史意識，不斷在學習人家的抗爭、記憶人家的傷痛、悼念人家的死亡，但其實不是的」，因為當年北京在流血，香港也在流淚。

為何我們不善於梳理我們的歷史？在陳景輝看來，香港人具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功利特徵，會以成敗論英雄，認為社會運動都是失敗的；再者，這個城市的歷史感非常薄弱，沒有一種「扎根於此」的信念，不會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一個比自己更長的時間線來看待，不擅長從中思考「我何以為我」。

「雖然大家好像很強調本土，但原來『強調本土』和『強調走佬』是沒有什麼矛盾的，你會覺得這個地方是隨時可以離開的，沒有把自身命運和這裡聯繫起來。」陳景輝說罷，一旁的攝記同事搭嘴，提到他身邊的朋友正是如此，「他們或者愛香港，但經常說『我不去旅行就會死』，已經不是有沒有能力移民了，而是有機會就不想理在這個地方，哪怕是離開幾天也好。」

其次，是香港人不把自己當成香港的主人翁。陳景輝解釋，「我們缺乏把自己想像成香港的主人的意識，不曾好好整理我們過去可以做主和無法做主的歷史，即沒有檢討整個公民社會的自主發展歷史，也沒有聽到屬於我們自己的聲音，我們甚至忽視過去曾經有人很努力去為這個城市的不同部分爭取自主的過程。」

陳景輝近年致力從舊報紙堆當中，重拾那塊屬於香港六四的圖畫，去年更整理成《從支援中創造──有待相認的八九香港》小冊子，並發起本地導賞團，盡力把「六四」的焦點從北京放到香港。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永生曾於2009年撰寫《六四：歷史虛無主義的群魔共舞》一文，提到香港文化的內核就是150多年殖民經歷所沉澱下來的「歷史虛無主義」。時任特首曾蔭權在立法會回應六四看法時，指六四事件發生多年，而國家發展為香港帶來繁榮，相信香港人會有客觀評價；羅永生批評，對於類似曾蔭權的「歷史虛無主義者」而言，「歷史」不過是一種「故事」或「文本」，它們是感覺或利益的投射，也會隨時間和處境被任意編寫。

羅永生又指，「歷史虛無主義」的邏輯後果，就是「道德的虛無主義」。他強調，歷史的本土在於時間，故「歷史意識」也是一種「時間意識」，即歷史要指「過去」如何發展出「現在」，以預示「現在」又如何帶往「未來」，而由於「過去」的事實會無情地揭露各種缺陷和不是，所以具備「歷史意識」的人，是敢於面對「過去」，以檢視「現在」，而非埋藏「過去」。

「我還是學生的時候，也是支聯會集會的『攪局派』。今天你們罵支聯會的那些，當年我們通通都罵過，什麼行禮如儀乜乜乜。」1989年就讀大學一年級的葉蔭聰，在1990年代初不時批評支聯會及民主派壟斷了六四事件的話語權，「我們認為六四對於香港和中國的意義很豐富，不一定要根據支聯會的做法去紀念，所以在支聯會舉行燭光集會時，我們經常在台下舉辦屬於我們的儀式和討論會，表演街頭劇之類……參加支聯會主辦的六四遊行時，我們甚至自行改唱當時還沒有人唱的《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之中文版，被（支聯會）支持者拿着旗幟打我們。」

葉蔭聰憶述，當年與支聯會有很多小衝突，但在「無意識或半意識的情況下」，也接受與支聯會和平共處的模式，兩者之間沒有政治鬥爭、不需要搶奪選票，「我們在《明報》大罵支聯會，司徒華還找我們對話……我年輕的時候也會有不滿，但現在又有另一種看法了。」

葉蔭聰早於2007、2008年提出「本土論述」，比陳雲早得多，但他的本土是不具排外性的，而是一種兼容的本土，他認為從政治現實及經濟而言，中國與香港有難以切割的聯繫，而無論是六四事件還是同受專制資本主義的支配和壓迫，兩者都是命運共同體，他也仍然相信，我們可以繼續扎根香港，繼而改變中國。

陳景輝也繼續用他的方式為本土六四補白。他於周日（6月3日）舉行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回憶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讀書會，希望藉其赤裸而深刻的剖析，為當下的社運低潮找到一些連結。

劉曉波在書中拷問自己在運動中的諸多虛妄與言行不一，陳景輝說，最能鑽進心坎的一句，是劉曉波談論英雄意識——「真是一場六四，山風海雨裏攪人，弄得人人不知自己為何物，不知自己的半斤八両。」——這不管對這一輩或是那一輩的人而言，都值得反思。

上文節錄自第114期《香港01》周報（2018年6月4日）《這一輩為何拒絕記憶那一輩的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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