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正掌港澳事務主融合之意　香港上海之爭落幕

作為「上海不倒翁」，韓正於2003年以49歲之齡，成為50多年來最年輕的上海市長，並於2012年「轉正」成為上海市委書記，前後主政上海合共14年。期內上海GDP扶搖直上，除了2009年經濟增長受環球金融海嘯拖累，其餘年份的增幅均超過6.8%，令上海得以與香港分庭抗禮。去年上海GDP急升6.9%，達到3.1萬億元人民幣；相比之下，香港去年GDP升3.8%，增速雖創近年新高，惟總值2.66萬億港元（約2.12萬億元人民幣）的GDP，仍較上海低出超過31.6%。

在反映城市增長潛力的競爭力排行榜方面，上海同樣來勢洶洶。去年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公布「2017年中國城市綜合競爭力排行榜」，上海連續五年穩坐榜首，香港繼續屈居第二。雖然因應不同的評審機制，香港及上海在各項排行榜中偶有高低，惟香港的競爭優勢再難壓倒上海，卻已儼然成為鐵一般的事實。

港滬競逐 誰輸誰贏

在韓正掌管港澳事務之前，香港和上海就不斷被放在天平的兩端衡量比照，一個是避開了百年戰亂的繁華之地，至今仍享有着「一國兩制」之下的種種「特權」，一個是整個遠東區位最好的城市，天時地利人和應有盡有，GDP領跑全國。韓正主管港澳事務，某種程度上為港滬之間或隱或現的競逐給出了答案：香港真的輸了。

這或許是很多港人不願面對的現實。當上海於2009年GDP超越香港的時候，港人尚且不那麼憂慮，因為令港人引以為傲的香港核心競爭力是上海無論如何也趕不上的，比如制度優勢、國際化程度、吸引人才的能力等等。經過一輪競逐後，「上海不倒翁」不僅給出了亮麗的成績單，而且在十九大入常委後再獲習近平信任並委以重任，對港人來說，這是一種經濟增長數字層面簡單比照之外的「輸」。

其實作為結果的「輸」，有很多源頭可追溯並用以解釋。一方面，韓正執掌上海期間，不僅廣泛的借鑑香港發展經驗，也不斷從新加坡模式中汲取養分，2013年啟動的上海自由貿易區，一開始就打着「複製一個香港」的口號，而這也為韓正後續執掌港澳事務埋下了伏筆；另一方面，面對來勢洶洶的上海，乃至深圳等地的競爭，香港卻未有急起直追，而是將自身面臨的諸多矛盾和問題，比如中港落差、生活空間擁擠、公共服務滯後等，簡化為對外來人群的敵意，遂進行了一系列排拒內地人的行動。為了達至此目標，部分人不惜以泛政治化的運動來攪亂香港，棄民生經濟於不顧，不斷折騰消耗掉香港自身的優勢和能量，「驅蝗運動」、佔中運動以及旺角騷亂等，既是香港折騰的鐵證，也是最終跑輸上海的前奏。

經濟民生才是最大的政治。韓正今次被委以重任，信息其實很明顯——將香港從泛政治化的泥沼中拖出，轉而着力於經濟發展。香港與上海存在競爭，但不是對立，上海的改革轉型，乃至韓正任內極力促成長江三角洲經濟一體化，正是香港可以參考的地方所在。這相信亦是中央授之以港澳事務，甚至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任的主要原因。

承擔龍頭地位　領導長三角一體化

事實上， 早在2003年出任上海市長初期，韓正就表明上海是內地的工商和金融中心，與長江三角洲其他城市有明顯互補作用，更稱要加強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和以香港為龍頭的「大珠三角」的合作。2016年國務院正式批准《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要求上海、江蘇、浙江、安徽聯手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世界級城市群」，《規劃》中長三角的戰略定位是具經濟活力的資源配置中心、具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高地、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中心等，上海要優先發展先進製造業和現代物流業，並穩居長三角地區的核心城市。

相對於粵港澳大灣區仍然停留在想像階段，長三角地區一體化計劃已初見規模，除了由於城市位置密集、制度差異較小，龍頭城市上海的積極參與亦不可或缺。韓正去年指出，上海須促進長三角區域交通一體化，實現上海與區內主要城市90分鐘可達；今年的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更主動提及，上海將加強長三角區域發展規劃對接、建設區域協同創新網路、共建互聯互通基礎設施，推動區域市場統一開放等。種種的措施及論調，在在反映上海參與長三角發展「只爭朝夕」的積極態度，亦無形中鞏固了上海在長三角難以動搖的龍頭地位。

相比起長三角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匯聚廣深港三大經濟重鎮，發展條件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卻不僅「輸在起跑線」，就連推展速度亦被遠遠拋離，因此韓正主管港澳多少帶有「革新」的味道。有分析便指在大灣區這個大領域上，北京將強勢統率，香港不僅被領導， 還會被規劃、被融合。

香港自回歸以來，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民間交流自然更多，但在經濟上的分工與結合進度相對緩慢，各個城市的產業有相當程度的重複，物流基礎設施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特首林鄭月娥也曾公開表示，香港港口功能與其他大灣區城市重疊，同時存在缺乏土地及人力資源的問題，大灣區發展可以解決這些限制。

大灣區包含九個城市及兩個特區，卻有五個國際機場之多，分布在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和珠海，而在惠州和佛山還有兩個地區機場。在港口方面，香港、深圳及廣州都擁有國際級樞紐港口，然後珠海、虎門和惠州等都設有地方港口。然而，要數經濟規模和表現突出的，其實都是香港、深圳和廣州的機場和港口，意味區內供應可能比需求大。另一邊廂，區內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愈來愈完善，包括港珠澳大橋和廣深港高鐵等專案陸續落成，大灣區中的城市可形成一小時交通圈，增加了區內產業重新分配的可能性，例如香港把港口功能弱化，騰出土地用作建屋等。

大灣區各地政府優勢互補，理論上很美好，但要實際操作卻殊不容易，基本問題是在這一個灣區內，已涉及兩個制度、三個稅區，多方面的安排會很繁複。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各個政府都有他們的政績考核指標，基於為自身經濟利益着想的人性選擇下，各自為政是正常的結果，深圳行政學院副院長譚剛就指出，灣區內的地方政府能否真正打破自己的利益考量，各按其特點以經濟來主導區域發展，將變得至關重要。基於以上種種，可以想像假如存在一位「總指揮」，其身份及思維並不屬於灣區內的任何一個市、區，可以統籌各地政府以經濟利益最大的角度調整產業分布，可能是解決人性問題的方法之一。

香港金融業改革 需領導人主持大局

撇除地區政府之間的矛盾不談，香港自身的經濟結構亦存在樽頸位，包括引以為傲的金融業，而且在現有的官僚體制下，未有一位領袖可以帶領業界大力改革。香港雖然贏得「國際金融中心」的稱號，但單單是資產管理業務便力有未逮，金發局在2015年底發表的報告就指出，香港有別於英國和美國，並沒有發展出成熟的獨立財務顧問行業，與其他環球市場相比，香港的基金分銷途徑更是高度集中於少數的銀行。金發局分析問題癥結，是客戶在香港開戶的流程被視為過分繁重，不利於鼓勵投資者開戶，尤其是金融服務業中的認識客戶（KYC）和打擊洗錢活動的程式，可謂「嚴重欠缺效率」，加上香港缺乏中央資料儲存庫，各金融機構都需要建立自己的系統和流程，耗費巨額和重複的成本。

香港金融業還有更多落後英、美的地方，最明顯的是本港銀行體系十分發達，但在債市這一重大市場卻規模有限，與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不相稱，金管局早在2008年便已點出這一問題，並指停滯不前是受四大因素所致，首因是港府本身擁充裕的財政儲備，在審慎理財原則、聯匯制和評級的較高要求下，港府債券的發行量較低。故此，金管局認為，香港困於自身的經濟體性質，要發展債市就必須依靠外力，特別是吸引境外發行人，例如內地的發行人。來到這一環，又是需要一位在內地具決策權力的人物協助主持大局。

韓正的身份和背景正好對應以上兩方面工作的需求。論身份，他是中共政治局七常委之一，屬於權力核心級別，加上身居國務院副總理，固然在國家層面有高度的決策權；論背景，他在2003年以49歲之齡當選上海市長，然後在2012年晉升為市委書記，做上海「一哥」，主政上海期間帶領長三角地區的經濟轉型，構建區域內互聯網金融一體化的生態圈，又負責設立上海自貿區等，具改革經濟和金融業的經驗，而且以國際級城市而言，上海是內地城市中與香港最近似的一個。假如中央未來的重點戰略之一，就是要推動大灣區進一步完善，加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委任韓正做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其實順理成章。

上文刊載自第107期《香港01》周報（2018年4月16日）《治港人選主融合之意　香港上海之爭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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