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職懲罰．上｜生育率全球倒一 職場為什麼還在「懲罰」母親？
強調競爭的市場精英主義和關注家庭責任的道德精英主義在香港都很普遍，兩者結合起來對男性家庭照顧者有利，強化了已在全球逐漸式微的「父職溢價」；但勞動力市場不但沒有給予女性家庭照顧者同樣回報，反而形成了對女性職業發展極不友好的「母職懲罰」。母職懲罰的職場現狀與促進生育率的社會願景在香港社會形成矛盾與對立。香港中文大學的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戴海靜指出：「當你的市場價值會隨着婚育而不斷下降的時候，哪個女人會願意生孩子？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
工資差距在於是否生育
人們常常歌頌母親「偉大」，僱主也承認母親是無私奉獻且有責任心的，並且不否認她們具有良好的工作能力和競爭力。但現實中，僱主往往會以「雖然你很好，但是你需要承擔繁重家務，滿足不了職場需求」為由拒絕給需要照顧年幼子女的母親提供工作機會。
香港政府統計處2023年發布的《香港的女性及男性》統計數字顯示，女性在25歲前擁有與男性近似的勞動人口參與率，但在25歲之後就一路下滑，而男性的參與率則穩居90%以上。香港中文大學的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戴海靜表示，過去30年來，各類專家一致認為男女工資的差距是性別差距，但近年才有學者意識到，工資的鴻溝實際是有孩子的女性與沒有孩子的女性收入的差距，而該差距可以達到70%。當女性選擇成為母親所要面臨的必然後果體現在薪資和工作的負面影響上，就是性別與社會學中經常提到的「母職懲罰」。
「當你的市場價值會隨着婚育而不斷下降的時候，哪個女人會願意生孩子？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戴海靜就此議題訪問過不少香港女性，發現大多數人都表示不會在入職之初甚或仍然處於可替代性較高的職涯階段選擇生育，而是會努力工作直到獲得一定的地位和價值後才會考慮生育。因此，女性從畢業到結婚的時間差距不斷被拉長。2021年香港女性及男性的初婚年齡中位數押後至30.7歲及32.2歲。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發布的《2023年世界人口狀況》也顯示香港生育率全球最低，每名已婚婦女平均只生育0.8名子女。
幼兒父親更受僱主青睞
香港一方面是追求競爭、效率、市場的精英社會，而另一方面又是深受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影響的華人社會。人們通常認為，「照顧家庭」值得珍惜和稱讚，但僱主對於有照顧責任的男性和女性的態度卻大相逕庭。戴海靜在2022年發表的論文《市場優勢和家庭美德：香港勞動市場上的家庭照顧者》顯示，僱主最有可能聘用照顧年幼子女的父親，其次是照顧年邁父母的男性及女性，而有年幼子女照顧責任的女性被聘用的機率最低。
在美國，僱主也普遍認為，家庭照顧者在市場上沒有競爭力、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不能成為理想的工作者；美國僱主也更青睞有長期個人興趣愛好的單身男性。但香港卻與之相反，具有「孝子」、「父親」等身份的男性照顧者在就業市場上格外受歡迎，僱主認為他們富有責任感的同時也不用承擔家務，是「理想員工」。反觀一些到了一定年齡卻沒有成家立業而是投入發展個人志趣的單身男性，不但很少受到僱主認可，而且常被視為沒有責任感、遊手好閒。但儘管如此，他們獲得聘用的可能性依然大於需要照顧幼兒的母親。
有家庭照顧責任男性備受僱主青睞的現象稱為「父職溢價」。戴海靜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社會的女性通常擔任家庭主婦，父親則完全不需要參與料理家務，因此「父職溢價」特別明顯。但自1980年開始，美國全職家庭主婦慢慢減少，因為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在職場上也擁有更多野心和地位，男性則要承擔更多家務，「父職溢價」也逐漸退場。戴海靜曾對深圳私人企業展開相關調查，發現在諸如華為、騰訊等創科巨企中並不存在「父職溢價」，僱主會一視同仁地不喜歡聘用有照顧責任且頻繁請假的男性和女性。她續指：「『父職溢價』在世界各地都漸漸消失了，但在香港依然廣泛存在。」
精英女性難逃「母職懲罰」
在「母職懲罰」和「父職溢價」的雙重夾擊之下，香港女性生育孩子之後，很難實現事業有成而且家庭溫馨的美滿，供她們選擇的甚至難以稱之為「選項」。若生育後重返原有崗位，儘管未必遭到開除，卻難逃上司的諸多留難，包括挑剔、調職、失去項目、難以晉升、工作量增加等等，結果只能被動辭職。戴海靜見過許多在華為、騰訊等大企業收入頗豐的女性去爭搶高校一個月薪僅有3,000至4,000元的行政助理工作，原因無外乎要生育。對於一些本就擔任重要職位的精英女性而言，儘管生育後仍有享有一定的福利和保障，但也會擔心無法兼顧事業發展和照顧幼兒而主動放棄工作。
就算是在「大學」這種看似開放和進步、較能為女性提供較高工作權益保障和平等職場環境的地方，女性依然面臨巨大的潛在不平等。「女性（的職業發展）始終無法跟男性一樣，因為她們要面對生育問題。」戴海靜以想走學術科研路線的女性為例指出，30歲博士畢業後若想獲得大學終身教職，先要經過6年審核期，「若在博士畢業前生孩子，很大可能畢不了業，而在審核期間生孩子，也很有可能拿不到終身教職，因為壓力非常大，學校對學術產出有非常高的要求。」換言之，這類女性至少要到36歲才能獲得職業保障，但同時她們已是高齡產婦，出現高危妊娠併發症的概率大增，甚至可能危及母子的性命。
於是，社會漸漸形成了這種現象：攻讀博士課程的女性多於男性，但成功畢業的女博士生卻少了一截，獲得終身教職的女教師就更少。戴海靜眼見很多女同事為了生育而放棄終身教職，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大學擔任合約制講師，而兩者收入差距、在校地位、產假福利等等都不一樣；另外還有一部分女同事，為了追尋學術夢想，只好把婚育規劃排除在外。她也曾面臨同樣困境，幸而她所在的社工系較為注重福利，讓她放了長達八個月的產假，得以在教職審核期間生下孩子。不過，為了調研論文數據，她也不得不在產後四個月就奔赴內地鄉村工作。她坦言，如果當時自己或孩子身體狀況出現異常，也會屈就做個講師。
基層母親只有「低端工作」
「與基層婦女相比，我們已經非常幸運的了。」戴海靜感嘆，高知女性、精英女性、以及在公司中有不可或缺價值和地位的女性始終只佔社會的少數，而大多數的基層女性根本難以享有這些人文關懷和基本福利。《市場價值和家庭美美德：香港勞動力市場中的家庭照顧者》一文研究指出，「母親」一般不太可能獲得管理和專業工作，因為這些工作比生產、文員或服務工作需要更長的工作時間和更高的投入程度；而無論這些女性的市場價值如何，僱主都認為有照顧責任的她們更加適合擠佔就業市場中低薪和沒有出路的部門。
戴海靜認為社會不應只侷限於家庭婦女參與勞動的統計數據，反而應該反思：她們需要什麼類型的工作？「我們是要鼓勵她們成為首席執行官、律師、醫生、教授、經理，還是只想讓她們從事從事勞動力市場上剩下的任何需要人做的工作？」
社會常有論調，認為許多本地勞動或照顧工作，如院舍護工，不需聘請眾多外勞，而是應該調動本地家庭婦女參與就業。然而，這種言論表面上看是為她們提供工作機會，實際是將她們的人生價值侷限於沒完沒了的「照顧」工作。試問，這類工作對香港很重要而且很緊缺，為何不能提高待遇和福利，反而是將大家都不願做的工作推給她們？為何母親們不管在家中還是社會上，永遠需要承擔這種對職業生涯和個人技能提升幾乎完全沒有幫助的「垃圾工作」？究其原因，是香港社會長期以來對照顧者價值的輕視甚至無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