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翻地覆的標準時間

「Temporal uniformity is still incomplete — some states and creeds do not describe the year we live in as 2015」——《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1870 - 1950》

跟對象約定時間、坐車、見面，一連串動作似乎不花氣力，但前提是彼此的時鐘沒有差異，否則約半天也約不到。我們一直視之為理所當然的標準時間，其實出現僅100年多一點。 19世紀80年代末，英國、德國和美國等國家陸續頒布全國標準時間，從此全球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美國賓夕凡尼亞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歷史系教授Vanessa Oyle去年底出版的新作《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1870-1950》紀錄的正是這一過程。

以前沒有標準時間，原因是不需要。那時各城鎮都以各自的日晷儀調節時間，相距20公里的城鎮可能有20分鐘時差。但當19世紀中期火車發展漸見成熟，客人和貨物能於一日內橫跨數百公里、面對那些日出日落時間明顯有別的地方，火車司機、工程師、乘客無不感到困惑。

當高速集體運輸普及，地球忽然變小。鐵路公司、政客、工程師等相信將時鐘和日曆統一，有助提升生活水平、提高效率，甚至能達至國富民強。

當遠行和溝通更易，侵略的野心也日漸變大。德國正是工業革命、鐵路發展和時間標準化的其中一個受惠者，要為大量的工業產品尋找出口地，為天然資源尋找便宜的貨源，歐洲列強踏上爭奪殖民地的最後一哩路。而時間有沒有定下標準，亦成為西方國家釐定「其他」地區如亞洲、南美洲等是否「文明」的其中一個標準。

宏觀政治外，時間亦成為生活中平民百姓必爭之地。19世紀後期工業興盛，勞資雙方問始就工時和休息的分配拉鋸，並從此衍生「如何有效管理時間作為一種資源」的意識。對在「落後國家」通商的歐洲商人來說，當地人日入而息，代表懶惰和不擅時間管理。當國家之間的競爭日盛，這些地區的知識分子和改革派亦跟隨此西方口徑，阿拉伯的知識分子在黎巴嫩等地就提倡標準時間，作為東方趕上西方文明的其中一項措施。

過往150年左右，時間由主要靠日出月落定義的自然概念，變成由人手和機械決定的社會、政治概念。Vanessa Oyle筆下的這一趟社會科學版「時間簡史」，提醒我們看似中性的時間，其實不過於200多年前在右被「發明」，看似自然卻實質人為地改變宏觀歷史以及個人生活的走向。

你想看更多精彩的深度文章嗎？請購買今期《香港01》周報，或點擊此處：成為我們的訂戶。